科技公司身份危机与AI算力争议

深水研究

DeepWater Research

文丨陈白

字节时间可能是我这周经历的最诡异的一场公共话题争议。

很多人在复盘的时候认为，争议最早是来自野村的一组数据。但如果要往前倒就会发现，争议的源头，其实是另外一个AI短剧是不是对算力的浪费的热搜。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一些莫名的讨论。

比如有人说，美国AI都在搞科研，中国AI却在奶头乐。之后还有人说，算力都浪费在短剧上，影响中国追赶美国步伐。我自己当时还写过一篇，把下班的一点闲暇时间和算力浪费在短剧上，不是什么大事。

但当时我就发现，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几乎每个人都站在和自己以往立场相反的地方。

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讨论的失焦程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夸张，并进入了一个难以理解的争议领域。

知名媒体人秦朔写了一篇稿件，最开始阅读量不过数千，但在抖音PR负责人李亮的回应下，字节时间开始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传播概念。对于一个从业多年的媒体人来说，这种公共议程设置的转变简直是令人费解。

不过这也再一次证明一件事，科技早就已经不是科技，科技本身就是嵌入在公共社会中的一部分，科技正在变成一个社会问题。这一点，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大家也能够清晰看见，AI成为了中期选举中的关键议题之一。

以前我写评论员文章，我经常会在最后建议，让科技的归科技、商业的归商业，但最近我在读博士期间开始想清楚一件事，这种建议本身是一个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达到的乌托邦，它暴露了我还保留着千禧年代全球主义的单纯幻想，而忽视了当下窘迫的政策、商业与公司的现实。

用一位朋友的话说，科技跑的太快了，制度根本追不上。

关于字节时间我这周在机构媒体写了一些评论，这里反而想跳出字节时间本身来谈。

我最近听The Information的播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2026年10月，OpenAI研究员Noam Brown在内部Slack中询问：公司对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究竟持什么立场？政策团队没有给出明确的对华立场。据报道，OpenAI管理层担心，如果公开支持更严格的芯片出口管制，可能得罪英伟达和黄仁勋。

这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不光是因为OpenAI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中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之一，还因为它还在在意其他公司的political立场。

以前我们看商业，很少会问一个问题，一家公司的立场是什么？现在，公司的立场变得越来越重要。

过去几年，英伟达围绕芯片出口管制不断加强在华盛顿的政策游说。黄仁勋的立场是很清晰的，限制先进芯片出口，未必能够巩固美国的技术优势，反而可能推动中国企业加快技术替代，削弱美国技术生态在全球的影响力。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一家商业公司为了保护市场利益而提出的主张。但问题在于，它提出的理由已经不再局限于公司的收入和利润，而是进入了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全球产业秩序的讨论。

这就很有意思了。而且和我在千禧年代上商学院时所理解的商业世界完全不一样了。一家企业对于市场的判断，开始进入国家战略的论证过程；企业的技术优势和供应链地位，也开始转化为影响公共政策的资源。

更关键的是，甚至在某些时候，政策所依赖的专业知识，恰恰主要掌握在那些有着明确商业利益的公司手里。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我们过去习惯于把政治和商业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当然也是独立的两个学科。商学院、经济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是完全不同的领域。政府制定规则，企业遵守规则，双方在清晰的制度边界内开展活动。

但到了AI时代，这种关系正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政策端希望发展人工智能，却需要依赖企业建设算力、训练模型、实现技术突破；企业希望争取市场与资源，又需要获得政策支持。无论是芯片出口管制、数据中心建设，还是模型安全、技术标准与产业补贴，公共政策与企业利益都已经深度交织。

这当然不意味着企业参与政策讨论就是错误的。恰恰因为技术发展如此迅速，政策制定才更加需要产业界提供专业知识。但企业的商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不可能天然画上等号。

我最近越来越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技术企业掌握越来越多专业知识、产业资源甚至公共议程影响力之后，究竟应该由谁来决定发展的方向？

这个问题在硅谷存在，在中国同样存在。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场争议。其实所谓的字节时间，更多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人造概念。但它的存在确实足够有风向标意义，因为没有字节时间，也会有别的，因为整个科技互联网行业正在经历的一场身份转变。

我在财经科技媒体十几年，能够清晰发现，过去二十多年，科技互联网公司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自我认知。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依靠技术创新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用户，最终实现商业价值。

但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一切，不光改变我们，甚至改变原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

当一家企业拥有数亿用户，当它的技术系统深度嵌入社会的信息传播、经济活动和公共生活，它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某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属性。而当人工智能开始参与知识生产、社会决策乃至公共治理时，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

之前我记得有人问，为什么硅谷没有平台治理问题，其实是有的。而且AI加剧了这种冲突。

硅谷的一些AI企业家，其实已经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身份转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硅谷近年来反复讨论的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UBI。早在2021年，OpenAI的奥特曼就在《万物摩尔定律》中提出，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替代人类劳动，财富和权力可能进一步向资本集中。如果公共政策不能相应调整，技术进步未必能够自动改善多数人的生活。他因此提出建立一种由企业股权和土地相关税收支持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让普通人也能够分享技术革命的收益。

此后，他还支持过针对无条件现金发放的长期实验研究。UBI当然存在很多争议。财政负担、劳动激励、财富分配的实际效果，都远远没有形成共识。但此刻最值得关注的，是奥特曼思考问题的起点。

一家AI公司的创始人，已经开始主动讨论，当机器能够替代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时，人类社会究竟应该如何重新组织收入分配。这实际上意味着，科技公司的思考已经超出了技术创新和商业竞争的范畴，开始进入社会制度设计的领域。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马斯克进入DOGE、Anthropic最近发布的安全报告，都是案例。另一个更系统性的，是Palantir的创始人亚历克斯·卡普。

2025年，卡普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出版了《技术共和国》。这本书的开篇，就对过去几十年的硅谷进行了相当尖锐的批评。在卡普看来，硅谷已经迷失了方向。大量最优秀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社交媒体、广告算法和各种消费应用，却忽视了技术对于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希望硅谷重新建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让工程师文化和技术创新服务于更宏大的国家目标。

我不完全赞同卡普的观点。Palantir与美国国防和情报系统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他对于技术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论述，本身也包含明确的企业利益和政治立场。技术服务国家战略，不必然意味着它就能够服务更广泛的公共利益。

但这本书依然让我印象深刻，我几次重新翻出来阅读。因为这也是我读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当技术已经深刻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科技公司究竟还能不能把自己仅仅理解为一家商业公司？

从奥特曼的UBI到卡普的技术共和国，我看到的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技术思想。前者关心技术创造的财富应该如何分配，后者关心技术能力应该如何进入国家权力体系。它们之间甚至存在相当明显的价值分歧。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人工智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产业问题，它正在成为重新组织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

我们当然不必认同硅谷企业家提出的所有主张。事实上，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也可能是进一步扩大技术资本自身影响力的方式。但至少，一部分硅谷公司已经开始主动解释自己在未来社会中的角色，试图为技术力量寻找某种政治、经济和伦理上的正当性。

相比之下，中国科技公司的公共表达，似乎还没有充分进入这个阶段。当然，中国互联网企业并非没有讨论过技术伦理和公共责任。国内企业也在提出科技向善、尝试完善AI治理、安全合规和伦理审查机制。

但如果观察过去几年国内AI产业的主流叙事，就会发现，我们讨论得最多的，仍然是技术能力、模型排名、开源生态、Token成本和商业化落地。对于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社会关系、劳动分配乃至公共权力结构，企业层面的系统性讨论仍然相对有限。

这或许与两国不同的制度环境和产业发展阶段有关。但无论如何，随着中国AI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这些问题都不可能长期停留在技术和商业的范畴之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甚至觉得，字节时间争议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科技互联网行业存在的一种普遍身份焦虑。

当企业需要争取政策支持和产业资源时，人工智能是国家战略，是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当外界开始讨论技术的社会影响，追问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公共责任时，企业又往往更愿意回到商业公司的身份，强调市场竞争、用户选择和产品创新。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成为整个科技行业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企业有权反驳不准确的数据，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但当它的技术系统已经深度嵌入社会运行，当它对信息分配、注意力组织和公共生活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它所承担的公共责任边界，就不可能完全由企业自己决定。

而且，这些责任也无法仅仅依靠用户自制力来解决。有人愿意读康德，有人愿意刷短剧，有人喜欢打游戏。我们没有理由把大众娱乐视为一种需要被纠正的社会问题。但尊重个人选择，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技术系统对于选择的塑造。

今天的推荐算法已经能够持续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分配，未来的AI则可能进一步参与我们的知识获取、价值判断和日常决策。

这种影响越是深入，就越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公共责任机制。技术企业可以参与公共政策讨论，但它们不能成为公共政策的唯一解释者。政府需要保持独立的政策判断，媒体、学术界和公众也需要有能力持续审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当然，我并不认为硅谷已经找到了答案。奥特曼的财富分配方案、卡普的技术共和国，以及其他科技企业家提出的各种未来社会设想，都还有大量值得讨论甚至需要警惕的地方。

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面对这个问题。而对中国科技企业来说，或许也到了认真思考自身社会身份的时候。

过去我们习惯于用用户规模和商业收入衡量一家公司的成功。今天，这些指标依然重要，但它们已经不足以解释一家技术企业在社会中的全部意义。

技术公司拥有越强大的能力，就越需要回答这些能力应该如何使用，服务于什么样的社会目标，以及如何接受公共制度的约束。

我最近在读技术思想史时，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技术从来没有真正独立于政治和社会存在。每一次重要的技术变革，都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重新塑造企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人工智能可能正在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把这种关系推向新的阶段。

所以，回到最初的争议，我其实并不特别在意有没有所谓的字节时间。一个时代当然不应该由某一家公司的产品来命名，无论这家公司拥有多么庞大的用户规模和商业价值。

但我在意的是，在这场争议背后，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科技公司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了。

我们已经进入AI时代。但对于这个时代应该形成怎样的公共秩序，技术企业应该拥有怎样的权力，又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我们的讨论其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