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探索媒体智库建设，涉及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效能为导向的服务方式变化及推进媒体综合实力的提升。主流媒体加强智库建设，应拓展媒体服务功能、开辟融合传播新路径，并注重生产智库报告等富有学理性的“耐用品”，成为深化系统性变革的新动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所具有的咨政建言、舆论引导、服务社会等功能与主流媒体耳目喉舌属性相契合，在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背景下，建设媒体智库成为推动媒体功能再造、实现职能延伸、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考量。媒体智库建设并非一蹴而就。改头换面、蹭热度，简单将原有评论报道、理论宣传充作智库产品，或是将广告、公关活动“论坛化”作为智库门面，导致一些媒体智库有“库”无“智”，热闹背后徒有虚名，背离建设初衷，甚至有“毁牌”风险。
最近10多年来，主流媒体发生的深刻变革与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引发的新闻舆论传播格局变化密不可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受到“媒体融合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任务驱动，形成与其他类型智库不同的舆论引导特色，进入“系统性变革”阶段，其发展方向与路径必然会受到更加深刻的影响。
聚焦于“道”创新话语
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是内容、技术、人才、渠道、体制、经营及国际传播等领域的全面变革。在内容建设上要形成适应互联网传播的话语创新，也要适应国际舆论斗争到了“家门口”的叙事体系构建。
媒体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建设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在内容供给结构上进行改革的一种体现，媒体从向受众提供事实、观点到提供学理和思想，既讲事实也讲道理，关键在于抓住话语创制权、概念定义权，努力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思想库、语料库。
智库在舆论场中主要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发挥作用，影响公众对重大问题的认知和态度。相较西方智库，我国智库在理论传播上有明显短板，一些专业性智库机构不愿意或是不擅长将学术话语转换为新闻话语；建设媒体智库就是要从学术“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而推动理论传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媒型、专家型新闻人才培养方向。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适应媒体变革的根本之道，也为媒体智库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要加强学理阐释、创新话语表达，适应全媒体互动传播特性，提升智库研究成果价值和影响力。
智库是研究人员通过科学原理或法则，将事实、现象、概念等离析出本质及内在联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是通过学理分析讲清道理、得出结论、形成观点，智库报告和新闻报道构成媒体智库舆论引导的鲜明特色。智库业务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应当成为主业而不是被视为副业，是职能转变而不是权宜之计。
新闻媒体在传播中看重的是新闻事实的及时性、准确性，智库研究则侧重学理性，强调逻辑自洽。智库报告话语创新的着力点在于掌握知识传播的特点。如美西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地攻击“一带一路”倡议，贴上所谓“债务陷阱”“产能过剩”等标签，最早是由其智库提出概念再经由媒体传播的。
以彼之术，施于彼身。新华社有关智库课题组撰写的《“一带一路”发展学》智库报告，用大量事实和数据阐明“有为政府”“耐心资本”“活力社会”“永续生态”等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学术科普方式揭示了成功实践所具有的创新经济发展学的学理基础，有力地回击了美西方的污蔑攻击。这份智库报告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发布，反响热烈，被写入峰会主席声明和成果清单。
推进系统性变革，以智库建设加快理论创新，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提升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效能的一条有效路径。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能够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为国际舆论场的“自塑”提供强有力理论支撑。
拓展媒体服务功能
媒体服务功能是其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智库建设不仅能够为社会服务提供新的内容，也带来了以效能为导向的服务方式变化，从而构成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各级党委、政府全面加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工作力度，决策咨询需求大大增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专家参与公共决策制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开辟了咨政建言新渠道。
主流媒体对咨政建言工作并不陌生，这是由我们党的使命、国家性质与媒体定位决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党性原则，既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始终不能动摇的生命线。媒体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社情民意是媒体的基本功能。媒体熟悉党和政府的政策且与专家学者联系密切，善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能够及时客观地剖析现实问题并汇集各方意见形成智库报告，有效发挥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咨询的作用，相比其他研究机构、高校、企业智库等，有组织的调研能力是媒体智库突出的优势。
深化媒体融合发展，由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地市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媒体”所构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初见成效。互联网是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也是重要手段。互联网在国内兴起之初，许多媒体就抓住机遇开展网络舆情服务，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简单地收集、分析舆情已不能满足用户需要，建立在深度调研基础上的媒体智库更受欢迎。“四级媒体”智库建设各有特点，省级媒体紧扣本省特色，不愁智库服务没有对象；财经、健康类行业媒体用好专家资源、发挥专业特色，易于开展“垂类”智库服务；县级融媒体中心便于嵌入基层治理体系，其智库作用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出来，往往能够成为系统性变革的亮点，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就曾深刻指出，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两千八百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下沉，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当前，绝大多数网络舆情事件的“引爆点”在基层，多措并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完全可以及时化解。越来越多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加强了职能部门与当地主流媒体联动，促进媒体职能转变，以适应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要求。
着眼基层治理服务，江浙一些地方主流媒体的智库建设体现出更高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如捕捉社会热点、及时组织调研，在向属地党委、政府部门提供调研情况、整合舆情信息、提出具体解决对策的同时积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激浊扬清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防止事态恶化。一些地方媒体智库探索采取“媒体+公司”等发展架构，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等模式，减少机关化、行政化设置，推行事业部制、工作室、项目组等多样化组织形态，有效地整合采编、技术、数据、经营等要素资源，以社会效益、传播效果为导向，促进事业属性与产业发展有机统一，“两个效益”彰显媒体变革中的使命担当。
开辟融合传播新路径
数智时代的大模型应用、算力支撑与数据挖掘、算法推荐等相互交织，再一次给传统媒体带来新的冲击，但也给媒体转型创造了新的机遇，智库及其产品的多层次融合传播便是如此。
媒体智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利用媒体原有或新增版面、栏目、时段等，聚合专家学者智慧，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二是逐步培养或引进专家型人才，建立智库研究团队。前者易于平台建设，形成声势；后者有利于开展有组织的调研，体现实践导向。两种类型没有孰优孰劣之分，需要扬长避短，根据媒体定位和服务对象确定发展方向，但在拓展融合传播路径上却是一致的。比如，中国日报、中新社等所属智库研究部门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概念、南海问题新动向等，以专家讨论等方式及时向海外宣介中国主张；环球时报研究院有关“中国国际形象”等的民意调查形成特色，无不体现出媒体智库敏锐的政治站位。
在实践中，“媒体型智库”和“智库型媒体”相辅相成，前者强调将课题组调研成果学理化的过程，后者则体现力求思想传播效果最大化而采取的传播行动。在互联网传播中，具有科普性、新鲜感的知识传播备受青睐。因此，媒体智库的传播形态必然是多元化的，由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再到精准传播，力求引发链式反应。
政治性、学理性强的智库报告，传播对象主要是党政干部、专家学者，面向海外则是战略界、学术界及媒体记者、知识网红等“关键少数”。智库交流是国外比较成熟的学术交流渠道，也是公共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利用重要节点发布智库主题报告，往往是国际性论坛、学术会议的“标配”，为与会专家学者展开讨论提供基本话题与素材，这种智库学术圈的人际传播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吸引众多媒体报道，进而放大智库报告的影响。
自2015年新华社开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逐渐形成“智库报告+全球发布+全媒体报道”的国际传播新路径。将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国生动实践相结合，努力寻找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提倡文明互鉴、反对霸权主义，致力于打造国际舆论场既有“力量”又有“流量”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力求实现以政治性、学理性强的智库报告影响“关键少数”、以生动感人的全媒体新闻报道影响大众，让学者看到学理、让百姓看到故事，以智库研究增强理论传播思想力量。
媒体智库具有整合报道资源、利用网络数智技术与渠道扩大传播等优势。为配合智库报告发布，可组织系列全媒体报道，比如拍摄纪录片或动漫短视频、制作新媒体思维导图、智库报告海报、针对智库报告话题开展网络互动讨论等。除了大众传播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分层次传播特点，将多语种智库报告及系列产品在脸书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进行分众传播、精准传播，被海外智库、学术大V等转发后会引起更多关注。作为副产品，根据不同要求改写多语种智库报告在国内外学术刊物、网站刊（摘）发，出版中外文图书等都能有效地延长智库报告的传播链条。
由此，媒体不仅能够提供被称为“易碎品”的新闻作品，也能够生产智库报告这样富有学理性的“耐用品”，成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宝贵成果。
（作者系新华社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