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IPP编译，原文标题：《谷歌前CEO与斯坦福学者联合撰文：AI是“帝国技术”，中美将重演帝国兴衰？｜IPP编译》
导语：纵观历史，大国的兴衰与版图的扩张，往往离不开关键工程与技术的支撑。公元1至2世纪，罗马帝国依靠四通八达的道路与引水工程，支撑起横跨地中海的统治体系；公元7世纪，隋唐王朝借助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将江南的粮食与财富输送至北方政治中心；15世纪以后，欧洲国家则凭借远洋航海技术与火炮，将商业网络、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延伸至遥远大陆。这些技术使国家将原本分散的地区纳入以自身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因而具有某种“帝国属性”。
如今，人工智能的影响已深入人类社会。先进芯片、能源、算力和资本成为争夺技术优势的关键资源，而对这些资源及核心模型的控制，也可能使世界其他国家形成新的技术依赖。
10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博士候选人丽莎·克拉森（Lisa Klaassen），以及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联合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长文，从帝国兴衰的历史视角审视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文章认为，中美正在以不同方式构建两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帝国”，但双方的优势与弱点几乎互为镜像：美国掌握最先进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模型，却受到电网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制约；中国拥有充裕的电力和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却仍面临尖端芯片技术的瓶颈。文章提出了一个“大国三难困境”：一国或许能够同时实现技术领先、维持全球战略义务、为本国民众提供慷慨的社会福利这三项目标中的两项，却很难三者兼顾。当人工智能竞赛所需的巨额投资与国防开支、社会福利和债务负担相互挤压时，技术优势本身也可能成为大国衰落的诱因。
必须指出的是，将中国归类于“帝国”等话语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偏见，必须予以批判性看待。但本文作者从技术专家和历史学家的多重视角出发，对于新技术与西方国家内部权力结构演变的分析，以及对于未来全球权力结构变化可能产生影响的判断，仍对我们开拓视野、了解西方国家的可能动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短短几年间，中国和美国各自构建起了一种未来历史学家或许会将其视为“新型帝国”的体系。它们的统治范围不仅涵盖领土、贸易路线和领空，更延伸至知识本身。通过掌控构成先进机器认知能力基础的大语言模型、芯片、实体基础设施和资本，北京和华盛顿不仅在经济表现和力量投射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还在为未来所有科学与知识进步设定规则。
“人工智能超级大国”这一称谓，已不足以概括这两个竞争对手如今拥有的影响力及其覆盖范围。即便不主动构建联盟或施加强制，它们也能够使所有寻求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依赖。
帝国历史向我们发出了警示。在没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帝国很少因为挑战者或兵临城下的蛮族入侵而走向衰亡。更常见的情况是，维系庞大疆域的统治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被统治者的认同，还是精英阶层的忠诚。帝国中心最终发现，自己已无力继续控制那些曾经臣服于它的边缘地区。
这种衰败可能源于财政困境，正如1945年之后的大英帝国所经历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巨额债务迫使伦敦变卖帝国资产，以支付战争胜利的代价——为帝国本土的公民建立福利国家。
1700年以来英国政府债务与借款占GDP的比重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公共债务大幅攀升，至1945年，政府债务已达到GDP的约249%。图源：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
这种衰败也可能源于制度层面的失灵，正如19世纪末的清帝国所经历的那样，它未能实现工业化、改革官僚体制，也未能重建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这种衰败还可能源于技术层面。1906年，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Dreadnought）战列舰问世，使英国率先拥有了第一艘“全重炮”战列舰，但与此同时，也使其现有的主力舰队变得过时。这一技术突破几乎在一夜之间为德国等竞争对手打开了追赶英国的通道，抹平了英国一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优势。
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迫使英国在1900年至1914年间将海军开支增加近一倍，并与自由党政府新增的社会福利支出承诺发生冲突，例如1908年《老年养老金法》所规定的支出。
1906年前后，英国皇家海军“无畏号”战列舰。该舰采用统一大口径主炮和蒸汽轮机动力系统，其问世改变了当时战列舰的设计标准，也促使德国等海军强国加快新型战列舰建造。图源：美国海军历史中心
因此，在北京与华盛顿的竞争中，决定性的问题或许并不是谁能率先实现通用人工智能，而是谁有财力支撑这场竞赛。
人工智能具有双重帝国属性：
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竞赛开始之前，中国和美国就已经具备了类似“帝国”的特征。作为既有霸权国家，华盛顿不仅拥有全球领先的军事力量，还建立了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匹敌的联盟体系。此外，美国还提供了全球绝大部分国际贸易和交易所使用的货币。北京通常被视为挑战者，它不仅在工业生产和供应链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还不断加强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实体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对于中美两国而言，人工智能都是进一步扩大既有权力的工具。
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质上也是一种具有帝国属性的资源。无论谁生产并控制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谁就能获得对全球创新、生产、科学、文化乃至最终对高级思维施加影响的强大杠杆。正如白银曾支撑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石油曾塑造“美国世纪”一样，这种新型资源不仅会使掌控它的大国更加富有，还将成为其他所有国家不得不依赖的底层操作系统。
16世纪末描绘南美洲波托西银矿的历史绘画。位于今玻利维亚境内的波托西曾是西班牙殖民帝国重要的白银产地，其矿产财富为西班牙王室财政及跨大西洋贸易提供了重要支撑。图源：Smarthistory
“人工智能帝国”与历史上其他帝国的区别，不在于其野心，而在于其发展速度。人们熟悉的帝国兴衰轨迹——扩张、过度扩张、承压、瓦解——过去往往需要一个世纪甚至上千年才能完整上演。如今，这一过程正以机器般的速度发生。问题在于，这些新的霸权国家能否将各自的资源禀赋——美国的资本市场、前沿实验室和晶体管，以及中国的国家主导能力、廉价能源和电力——转化为持久的帝国秩序，抑或在这一过程中陷入困境。
稀缺性造就霸权
帝国不仅仅是一个大国。它是一种政治实体，其权威和影响力延伸至广阔的领土和众多人口，而这种统治并未获得被统治者的明确同意。纵观历史，帝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差异：从国内的政体形式，到试图控制的资源类型，再到维持权威的方式，无不如此。帝国可以是专制政体，也可以是共和政体；可以依靠军队和移民拓殖者，也可以依靠文职官员和特许公司。然而，其权力运行的基本方向始终不变：中心发号施令，边缘服从命令。
实践中，最持久的帝国往往依靠与地方精英的非正式合作来维系统治，而那些严重依赖暴力强制的帝国则往往难以长久。当然，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不仅必须垄断暴力，还必须具备实际运用暴力的能力。帝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跨越遥远的距离，使其他地区和人口服从其权威。帝国之所以贯穿人类历史，自有其原因：通过利用规模经济，帝国能够比邦联或城邦联盟等其他政治组织形式更有效地确立支配地位并提供安全保障。相比之下，民族国家是一种相对晚近才出现的政治组织形式。
帝国往往通过技术领先来投射权力。在古代，罗马的引水渠，以及中国的运河和防洪工程，都是支撑其数百年霸权的基础设施。近代早期的欧洲帝国在印刷术、航海技术和火炮技术方面引领世界。冷战时期相互对抗的两个超级大国则都是核大国。然而，如今的人工智能可能使中国和美国获得比以往任何技术都更广泛的帝国影响力，而且实现这一目标的速度也要快得多。
人工智能具有若干特征，使其成为一种帝国技术，而不仅仅是一项商业技术。首先，它使稀缺性重新成为决定性因素。帝国的核心，是一个控制有限战略资源的体系，包括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可耕地、粮食、金属和矿产。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软件摆脱了这一逻辑的约束，因为依托充裕且廉价的硅芯片，软件几乎可以以零边际成本进行大规模复制。人工智能打破了这一局面。根据人工智能行业的规模定律，模型的性能会随着其参数数量、训练数据规模以及训练所投入的处理能力（即算力）的增加而提升。
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依赖于能源、关键矿产、先进芯片和海量资本投入。当一项技术的前沿突破开始依赖大量稀缺资源时，其生产便成为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2024年，荷兰阿斯麦（ASML）位于费尔德霍芬的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系统（High-NA EUV）。这一先进设备可用于制造更精密的半导体芯片，体现了尖端芯片制造对高度复杂、资本密集型设备的依赖。图源：ASML
人工智能还具有内在的“中心—边缘”结构。对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控制权及其带来的收益，集中在中国和美国少数几家企业手中。其他所有国家和主体都只是依赖这些技术的使用者，无论是利用无法自行审查的模型来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还是依托某个可能在一夜之间被重新定价或停止提供的接口来开发产品的企业。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所需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却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边缘地区。
例如，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矿产，以及来自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幽灵劳工”。这些劳工每小时仅获得几美元的报酬，负责为硅谷的人工智能模型标注和筛选训练数据。这俨然是聊天机器人时代的“种植园经济”：原始资源从边缘地区被提取出来，在帝国中心经过加工和整合，再以加价后的价格出售给边缘地区。
肯尼亚内罗毕，人工智能数据服务公司Sama的员工在办公室工作。该公司为国际科技企业提供图像、视频及文本数据标注服务。低收入国家的数据标注工作者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图源：Business Daily Africa
与历史上的许多帝国一样，人工智能技术体系也是围绕关键瓶颈环节构建的。并非所有帝国权力都源于直接征服，也并非所有受到帝国统治的人都是殖民地臣民。19世纪大英帝国的崛起，主要并非依靠其广阔的领土——其中许多领土几乎没有经济价值——也并非依靠对工厂和知识产权的控制。当时的知识产权保护极为薄弱，以至于实际上近乎完全开放。
相反，英国的霸权地位来自其对全球经济运转所依赖的实体、技术和金融通道的控制，包括煤炭补给站、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等战略水道、海底电报电缆，以及通过伦敦金融城运作的英镑金融体系。正如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所称，1945年之后美国主导的秩序或许是一个“受邀建立的帝国”（empire of invitation），但这一秩序同样建立在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美国主导的国际银行体系、遍布全球的美国军事基地网络，以及华盛顿提供的核保护伞之上。如今，人工智能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一张更加密集的帝国控制网络，帝国中心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启或关闭其中的不同环节，包括芯片、矿产和人工智能模型。
两个“人工智能帝国”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关键区别：中国的“人工智能帝国”是国家有意识推动构建的结果。2017年，中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该规划明确要求中国培育“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骨干企业”，并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在参与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数十个国家广泛普及。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动员了各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此后，中国领导人持续推动相关工作，包括在2026年进一步推动中国参与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标准。
相比之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则源于私人资本、政府不干预的监管立场，以及临时制定的出口管制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华盛顿的帝国反而更符合传统帝国的发展模式：历史上的帝国很少完全是有意识规划的产物。正如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所言，英国“似乎是在一阵心不在焉之中征服了半个世界，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然而，受人工智能规模定律的制约，中美两个大国最终都走向了相同的权力架构：如果一个国家在能源、资本和算力方面达不到某个最低门槛，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实力较弱的参与者，而是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这场竞争。
电力与晶体管
欧洲帝国时代的大型“公司国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曾拥有自行铸造货币、组建私人军队和征收税款的权力，甚至能够以平等地位与国王谈判。它们通过建立贸易垄断、以军事力量维护垄断地位，以及残酷剥削边缘地区，推动了帝国的扩张与统治。如今，与之对应的是OpenAI和Anthropic等前沿人工智能企业，它们掌握着先进人工智能发展所依赖的人才、数据、模型和资金。这些企业不仅是资本的聚集者，更是知识的裁决者，日益决定着人类能够发现什么、以多快的速度取得发现，以及这些发现最终服务于何种目的。
这种相似性还延伸至国家治理和外交领域。与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一样，当今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领导人也会与总统和内阁部长展开谈判。他们还会与那些没有自主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国家政府进行交易，以模型使用权、算力配额和数据中心投资，换取土地、电力、主权资本以及监管方面的便利。这些协议由企业与国家，或企业与该国境内的经济实体签订，而交易条件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决定。从这一角度来看，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期间达成的协议，实际上与帝国时代的特许权安排并无本质区别。当时，美国人工智能和芯片企业提出，以开放其最先进技术的使用权，换取石油美元和廉价能源。这种做法也并非美国所独有。
即使中国正在与美国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的月之暗面（Moonshot AI）公司仍在与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展开谈判，希望从这些企业托管其Kimi K3模型所获得的收入中分得一部分。
尽管这些企业看似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但如果没有国家授权，它们既无法运送任何一枚芯片，也无法建设数据中心，而且它们都受到出口管制制度的约束，政府可以随时利用这一制度限制其发展。正如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和罗斯柴尔德银行最终都要服从帝国中心的政府一样，如今的前沿人工智能实验室之所以获得非同寻常的自主空间，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巩固帝国中心的地位。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迄今基本没有对人工智能模型实施实质性的监管，还通过联邦层面的措施排除各州人工智能立法的适用，并简化了数据中心的审批程序。但与此同时，政府要求国防和情报机构能够优先使用这些技术，要求企业严格遵守出口管制规定，并主张将决定是否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国技术的权力作为外交政策工具。
在中国，国家则提供市场无法充分供给的资源，包括土地、电力、获得补贴支持的芯片制造、地方政府采购，以及越来越多的资本支持。作为交换，人工智能模型必须接受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安全审查和意识形态评估，同时被推动转向使用国产芯片。中美两国都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约束各自的本土领军企业。
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华为昇腾950超节点Atlas 950 SuperPoD展示区。该系统是中国企业发展自主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代表性产品之一，反映出国产AI芯片及计算系统的发展趋势。摄影：Hector Retamal，图源：法新社
帝国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秩序、标准、安全保障、储备货币和技术使用权，而它们寻求的回报不仅是经济收益，还包括其他国家与其保持一致，甚至服从其权威。华盛顿向盟友和伙伴提供完整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包括先进芯片、价格高昂的前沿模型、配套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合作关系。作为回报，美国要求这些国家遵守其出口管制规定、对中国硬件和数据的限制措施，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求它们对中国技术征收关税或直接实施禁令。北京的做法则更加巧妙：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可以免费下载和修改。北京向依赖其技术的国家传递的信息是：只要采用中国的模型，以及中国的硬件、云服务和工程师，相关技术标准也会随之确立。对于中美这两个帝国中心而言，这都是最为纯粹的帝国战略，而不仅仅是对市场份额的争夺。
全球各国政府都必须作出选择：使用谁的芯片、依赖谁的云服务、加入哪一个阵营。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正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不安。中国提供的技术价格低廉，而且大多具有开放性；美国提供的技术则价格高昂，而且大多是封闭的。一个由低成本组件构建、没有使用门槛的帝国，很可能赢得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的支持。相比之下，一个依靠高端且受到使用限制的技术建立起来的帝国，只能吸引那些既负担得起费用、又获准使用其技术的国家。北京延续了低成本5G硬件、电动汽车及其他产品取得的成功，凭借这些产品，中国迅速在世界许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华盛顿则借鉴了硅谷所熟悉的发展模式：私人企业相互竞争，胜出者竭力围绕自身技术构筑专有技术壁垒，但美国随后又将这一模式重新导向国家目标。在商业模式下，这一战略的最终结果是技术以垄断者制定的价格向所有人普及；而在帝国模式下，最终由帝国中心决定谁能够获得何种技术。2026年6月，美国商务部要求Anthropic暂停向所有外国籍人员开放其两款能力最强的模型。短短几天内，这两款模型便在全球范围内停止向相关人员提供服务。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最初源于各自独特商业文化的发展模式，如今都已被纳入其外交政策之中。
然而，一个持久的帝国不能仅仅依靠向边缘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来维系统治。它还需要一套叙事，将其对权力的垄断转化为合法的权威。从“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传教使命、法国的“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到美国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白人的负担”、共产主义向全球扩展的理想，以及“山巅之城”的愿景，每一个成功的帝国政权都曾将自身的支配行为包装成服务全人类的事业。冷战期间，华盛顿将自己塑造成抵御极权统治、捍卫自由世界的力量；莫斯科则将自己描绘成支持民族解放、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力量。这两种主张都包含足够多的真实成分，因而能够发挥作用，同时也包含足够多的虚假成分，因而能够为帝国统治服务。
在人工智能领域，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将追求技术霸权与捍卫美国公民自由、维护言论自由以及抵御敌对中国的主张结合起来。在美国国务院“硅和平”（Pax Silica）倡议的旗帜下，华盛顿将美国主导、以最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描绘为一个“可信赖的生态系统”，声称这一体系对于保护自由民主国家和开放市场，使其免受中国国家主导的技术体系所带来的“胁迫性依赖”至关重要。北京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叙事，将中国免费、开放权重的人工智能模型定位为全球公共产品，以此区别于美国逐利型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专有模型，并警告技术获取机会的不平等将使“新的历史不公”固化。因此，支撑中国帝国战略的叙事本身也具有反帝国主义色彩，这与冷战时期两个帝国的意识形态颇为相似。
在两个“人工智能帝国”中心的竞争中，双方各自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美国在先进聊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软件工具等领域保持着微弱领先，优势可能只有六个月左右；而中国则在具身智能领域占据优势，包括机器人技术、自主系统和制造业自动化。美国体制擅长调动私人资本和全球人才，投向高利润率的投资项目。人工智能研究主要由美国资本提供资金支持，并在美国的前沿人工智能实验室内开展，尽管推动这些研究的人类智慧来自世界各地。中国体制则擅长通过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双向补贴，在北京选定的产业领域推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从2014年提出“机器人革命”，到如今中央和地方层面掀起人工智能制造及机器人领域的投资浪潮，北京一直通过补贴推动本土企业之间展开极为激烈的竞争，同时努力降低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例如工业机器人所需的日本和中国台湾零部件。
认知智能与具身智能究竟哪一种能够成为更强大的帝国权力来源，目前尚不清楚。认知智能可能帮助华盛顿突破科学发现的前沿，推动从材料科学到药物研发等领域取得进展。具身智能则可能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将这一优势扩展至利润率较低的产业，并使北京在自主系统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但这些优势都十分有限，而且两个帝国在各自的技术能力方面并没有拉开太大差距。
在可能威胁各自主导地位的关键瓶颈方面，两个超级大国的处境恰好互为镜像。中国拥有充裕的电力供应，并在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所依赖的稀土元素领域占据近乎全球垄断的地位，但仍无法制造最先进的芯片。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和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却缺乏矿产资源，而且其日益老化的电网无法满足庞大的新建数据中心网络对电力近乎无止境的需求。一个帝国缺少电力，另一个则缺少晶体管。资本很可能成为同时制约两国的关键资源，并决定这两国能够维持多久。毕竟，一个帝国能否长久存续，最终取决于它能否承担维系自身运转所需的成本。
“黄油”的负担
每个帝国最终都会遭遇增长的上限，而这一上限通常取决于支撑帝国发展的核心资源供给。
2026年3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电子显示屏展示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完成300亿美元G轮融资的消息。图源：纽约证券交易所/PR Newswire
对于人工智能帝国而言，这种资源就是资本，因为资本是所有物质投入赖以存在的根基。美国和中国正在争夺同一个目标，但采取的方式不同：美国依靠受资本市场约束的企业展开竞争，中国则依靠受国家约束的企业展开竞争。尽管如此，中国领先的前沿人工智能实验室至少与美国同行一样富有企业家精神，而且北京允许它们相互竞争。在这两个国家，开发最先进大语言模型的企业都需要资本，而且需要巨额资本。
正如英镑和伦敦金融城曾为大英帝国提供资金支持一样，如今的美元和华尔街也在为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秩序提供金融支撑。凭借对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控制，华盛顿不必依靠本国储蓄，而是可以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的储蓄来为其数据中心建设融资。
相比之下，中国必须通过国家主导的银行体系，以及与全球资本市场相对隔离的货币体系，从国内筹集资金。在美国，人工智能相关债务主要由私营部门承担。美国最大的科技企业已承诺在2026年投入超过6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公开和私人信贷市场。在中国，人工智能相关债务则由国家承担。根据彭博社6月报道的一份规划草案，北京计划在五年内投入2950亿美元，主要通过发行长期政府债券筹资，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数据中心网络。这些数据中心将由国有电信运营商运营，并使用国产芯片。尽管DeepSeek和月之暗面（Moonshot AI）等人工智能实验室属于私营企业，但国家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实施监督，并且越来越多地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中国和美国都已经因为其他原因积累了巨额债务。过去的帝国政权曾为资助战争而大量举债。如今的“人工智能帝国”同样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但这些债务主要源于非军事支出。在美国，联邦政府高达2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反映出美国政治精英普遍不愿通过增税和财政紧缩，来支付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不断上涨的成本。在中国，数万亿美元的表外债务主要积累在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层面，因为地方政府通过举借公共债务，为住宅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在中美两国，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都在持续加剧财政困境。
任何一个帝国，如果偿还债务所需的支出超过了维持国防所需的支出，就有可能失去其帝国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王朝、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大英帝国的历史，都印证了18世纪政治理论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一个洞见：高额债务最终会导致帝国衰落。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随着税收收入中用于支付利息的比例不断上升，帝国能够用于国防的资源先是受到限制，随后逐渐减少。有时，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反复出现的债务违约或货币贬值，但最终无一例外地导致帝国收缩，并走向解体。
2024年，美国突破了本文一位作者所称的“弗格森极限”（Ferguson limit）：当年美国的利息支出约为8810亿美元，超过了约874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维持当前的支出轨迹，到2036年，其利息支出将达到国防预算的两倍。尽管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有望帮助中美两国摆脱财政上的难题，但在债务负担变得不可持续之前，这些生产率收益可能无法足够迅速地转化为更高的税收收入。就美国而言，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资本支出需求已经在推高利率，使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金融危机与帝国战略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如今，这一问题值得重新审视。对于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帝国”而言，新技术都被吹捧为一张能够使其摆脱困境的“免罪金牌”，可以帮助它们应对不断攀升的债务、人口结构恶化和经济停滞。
在美国，如果投资者对前沿人工智能企业及支撑其发展的数据中心建设普遍转向悲观，后果将十分严重。不难想象，一场大规模股市抛售可能进一步引发经济衰退。此前在市场上涨过程中，通过财富效应增加的可用资本，也会在市场下跌时随之减少。从财政角度来看，其结果将是本已庞大的赤字进一步扩大，使联邦政府几乎没有空间采取逆周期财政支出措施。而美国政府过去正是依靠此类措施，遏制了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
在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危机可能由产能过剩，以及中国评论人士所说的“内卷”引发，即持续不断、不断侵蚀利润空间的激烈竞争。其结果将是失业率上升，尤其是青年失业问题加剧。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这样的危机都会使帝国面临一个古老的两难抉择：要“黄油”还是要“大炮”？要社会福利，还是要战争支出？
历史上不乏最终沦为自身前沿技术牺牲品的帝国。罗马帝国无与伦比的道路和引水渠基础设施网络，最终也成为传播大规模传染病的理想通道。大英帝国为出口本国商品而建设的全球港口和蒸汽船网络，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运输更具竞争力的美国或德国制造品，或将成本更低的加勒比地区和南亚劳动力输送到其他地区。人工智能也可能重蹈这一覆辙。
这些风险已经在某些人工智能模型中显现：它们能够部署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智能体，绕过自身的安全防护限制、突破沙箱环境的约束，通过作弊实现目标，并掩盖自身行为以隐藏作弊事实。犯罪组织和恐怖主义团体可能仅仅因为率先采用这些工具，就能够比政府行动得更快。下一场大流行病可能由人工智能设计的病原体引发。互联网本身也可能成为智能体设计的恶意软件的受害者。
帝国如何走向落日
对帝国衰落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从历史上看，不同帝国的规模和存续时间差异极大，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模型能够适用于所有帝国。尽管如此，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仍存在几种可能的未来走向。
第一种情景是挑战者超越既有霸权国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在经济上超越了英国，它们并非简单模仿英国，而是在英国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举例来说，英国发明了苯胺染料，但德国成功实现了其商业化。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德国发展了技术大学、化学工业和电气工程；美国则实现了大规模普及教育、建立起无与伦比的工业生产规模，并发展出福特式流水线生产模式。如今，北京正在采取类似的后来者战略，将资金投入华盛顿所缺乏或无法以同样低廉的成本提供的领域，包括能源、制造业主导地位、机器人技术，以及性能达到或非常接近最前沿水平的开放权重模型。目前，美国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以维持其在一个正被中国推动走向商品化的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但故事可能不会就此结束。当美国超越英国时，英国接受了这一现实；但为了阻止德国的崛起，英国也曾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对今天的华盛顿而言，这两种结局似乎都缺乏吸引力。
第二种可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帝国耗尽自身资源。英国虽然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却也因战争胜利而陷入财政破产。1945年，英国民众还期待获得和平红利——建立福利国家，但这一目标与维持全球帝国所需的巨额开支难以兼容。如今，美国在全球承担着同样广泛而沉重的军事义务，同时国内社会保障成本也在急剧膨胀。美国已经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技术精良、价格高昂的弹药，与此同时，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所需的支出已占联邦财政收入的60%以上。面对这些挑战，数据中心和发电能力的建设仍需要长期资本投入和坚定不移的政治支持。各种相互冲突的压力最终可能削弱美国为人工智能驱动型经济提供必要资金和能源投入的能力。英国历史经验所揭示的教训是，一个帝国可以在三项目标中实现其中两项——保卫其属地、维持技术领先地位，或为帝国本土提供慷慨的社会福利——但无法同时实现全部三项。这可以被称为“帝国三难困境”。
第三种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工智能帝国”的创新陷入停滞。只要能够不断取得下一轮技术突破，一个帝国即使其赖以维持统治的技术向外扩散，也依然可以存续。然而，与发明新事物相比，依靠既有优势获取垄断收益要容易得多。当一个帝国主动选择停滞不前，而另一个更致力于开拓创新的竞争对手正在崛起时，衰落往往就会开始。美国最终赢得冷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尽管苏联在核技术方面能够与美国保持同步，却无法在信息技术领域跟上美国的步伐。即便莫斯科能够窃取半导体技术，也无法复制出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那样的企业。通过逆向工程制造的设备始终落后一代，而苏联的民用经济也从未获得硅谷所创造的、能够持续累积的生产率提升。如今，美国“技术乐观主义者”（techno-optimists）最主要的担忧之一，就是规避风险的联邦官僚机构可能以类似的方式扼杀美国的创新。
最后，所有帝国都面临内部反抗的风险。过去，导致欧洲帝国属地瓦解的主要因素，是帝国本土民众越来越不愿承担维系统治所需的财政和军事负担。这种负担之所以不断加重，部分原因在于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往往会发动反抗，尤其是在得到其他竞争性帝国支持的情况下。对于今天的“人工智能帝国”而言，危险则更接近其权力中心。一些人预测，人工智能将在帝国中心地区造成大规模就业岗位流失，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反驳称，劳动力将被重新配置，而不是被取代。在美国，民众对人工智能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担忧，有助于解释为何数据中心建设遭遇反对，包括得克萨斯州和犹他州等共和党主导的州。
与以往的帝国技术不同，人工智能还可能自行发动一场反抗。目前已经出现一些迹象，表明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其研发工程师无法对其实施有效控制。例如，7月，数百个来自OpenAI某款模型的自主人工智能智能体对Hugging Face发动了攻击。一群人工智能智能体如果能够集体行动和组织协调，升级网络攻击行动，或渗透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就可能对开发这些智能体的国家的权力基础造成灾难性破坏。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等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警告称，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因为过于机械地理解人类指令，并不顾一切地追求既定目标，而造成巨大危害。与回形针产量严重过剩相比，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更加可怕的后果。
碰撞测试
并非所有帝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都会以战争告终，但当竞争对手围绕一项新技术的主导地位展开争夺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往往很高。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战争频发的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工事、火炮和造船技术的接连进步，为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曾两度试图争夺世界霸权，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德国军事领导人坚信自己拥有军事优势：第一次是在陆地上，第二次则是在空中。如今的危险在于，在争夺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赛中，美国可能不慎卷入一场战争，即使最终能够获胜，也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如今，最有可能发生的大国战争情景，与美国人工智能帝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整个人工智能技术体系中最关键的节点——台积电。近期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一场可以称为“芯片危机”的事件。或许，就像64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一样，一方或双方最终会选择退让。但这并不能得到保证。令人担忧的是，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加之两个人工智能大国日益加重的财政压力，正在使这类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1983年9月，苏联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显示美国已向苏联发射了5枚洲际弹道导弹。当时，负责值班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Stanislav Petrov）中校正确判断出系统出现了错误。然而，今天的自主化军事行动往往在几秒钟内就能完成。人们或许会因为核武器的使用仍然需要人类授权而感到安心，但一些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并不受这一限制。例如，美国海军的“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Phalanx Close-In Weapon System）和“宙斯盾”作战系统（Aegis Combat System），都被设计为能够探测敌方威胁并进行射击。正如核战略研究专家所指出的，人工智能产生的“幻觉”甚至可能使未来的某位美国总统误以为遭到核攻击，从而发动一场本无必要的核反击。
帝国历史表明，存在两条可能避免冲突的出路。任何将自身存续寄托于某一个暴露在外、容易遭受攻击的省份或基地的帝国，都面临着风险。例如，到1941年，英国的亚洲帝国已经对苏伊士和新加坡形成了危险的过度依赖，使其容易受到轴心国的攻击。尤其是，日本占领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导致盟军在战争期间长期面临橡胶短缺的问题。
今天与之对应的，是美国对台湾先进芯片的依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正在竭力推动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日本熊本和德国德累斯顿建设生产设施。这些项目部分由公共资金支持，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获得正当性。同一种稀缺性，既使台湾成为值得为之开战的目标，也推动各方竞相降低台湾的不可替代性。如果华盛顿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垄断地位就将逐渐削弱。然而，世界目前恰恰处在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台湾仍然不可替代，因此也就值得为之发动一场战争。在这一窗口关闭之前，中国和美国是否会误入战争，将成为未来数年最具决定性的问题之一。与这场竞争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答案取决于制度和机构能否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另一条出路，则是今天的人工智能帝国效仿半个世纪前的冷战对手，尝试建立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所称的“和平共处”，以及美国政治家更愿意称之为“缓和”（détente）的关系。
随着核军备竞赛变得越来越危险、成本越来越高，莫斯科和华盛顿通过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旨在维持两个超级大国对核武器近乎垄断地位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双方还建立了一套化解危机的程序。
中国和美国也应当寻求类似的谅解，以限制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例如，双方可以约定，不发布在网络攻击或生物设计等领域能力超过某一明确界限的人工智能模型，并为开放权重模型的发布设定门槛。与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一样，这些协议将很难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而该公约也是帮助维持冷战时期战略平衡的协议之一。
但是，任何明确规定人工智能哪些用途属于禁区的协议，都好过目前对这些用途没有任何禁令的现状。此类公约可以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缓和关系奠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挑战在于，如何说服中国接受这些限制，尤其是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仍然落后于美国最先进模型，而且中国已经形成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攻击的习惯的情况下。
帝国的存续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和资本。帝国最初通过政治和军事规模经济获得发展，最终却往往因保卫自身领地而耗尽国力。人工智能是历史上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帝国工程，而承担这一工程的两个超级大国，本身就已经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历史上帝国兴衰的教训，并不是冲突或衰落中的任何一种结局都不可避免，而是导致这两种结局的条件如今都已经具备：围绕稀缺资源展开的失控军备竞赛、不堪重负的公共财政、不断加剧的国内反弹，以及患有战略短视症、热衷于寻租的精英阶层。
哪一个人工智能帝国能够将自身力量转化为一种具有合法性且持久稳定的秩序，哪一个又会重蹈那些导致帝国衰落的古老错误，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在当下形成。
这一进程正在展开的速度前所未有：这些决定性问题的演变之快，已经超出了任何一方政治体制维持控制的能力。即使在核武器时代，实现和平共处也已足够困难，而且最终仍有一个超级大国走向衰落和解体。在一个日益由能力强大、不断自我改进的机器所主导的世界，要想重现这一相对温和的结局，将困难得多。
*本文原标题为“Empires of AI”，副标题为“The Rise and Fall of a New Global Order”（《人工智能帝国：一种新全球秩序的兴衰》），于2026年10月20日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发表，并刊载于该刊2026年11—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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