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民辣酱”老干妈引入AI系统分选辣椒的消息，引发了一场关于技术与就业的争论。据老干妈公司高管披露，旗下工厂上线AI视觉辣椒分拣设备后，原本需要600多人的辣椒挑选环节，如今只需要48人。一些网友因此呼吁抵制：“既然用机器替代人，以后就让AI去买老干妈吧。”
也有学者提出对机器人、对AI征税，理由之一是：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可以减少社保等用工支出，这对继续雇人的企业不公平，也会冲击劳动者的饭碗。
从消费抵制到增设税种，两种主张背后有着相同的担忧：机器越来越能干，普通人靠什么谋生？
这个问题当然值得认真回答。但如果保护劳动者的办法，是让提高效率的企业失去订单，让使用先进工具的企业承担额外成本，那么，善意就可能沿着相反的方向传递，最终伤害那些本来希望保护的人。
生产的目的，是让生活更好
讨论机器是否应该替代人，先要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生产辣椒酱？
是为了让人们吃上价格更实惠、品质更稳定的辣椒酱，还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保留某种生产工序，让几百个人始终坐在车间里手工挑选辣椒？
工作当然重要。对一个家庭而言，一份收入可能关系着房贷、孩子的学费和老人的生活。
但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能生产出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投入劳动是为了改善生活。劳动的辛苦程度和投入人数，本身并不是衡量生产成就的标准。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农民应该使用收割机，建筑工地应该使用起重机，办公室应该使用电脑。
这些工具无一例外地替代过人的劳动。收割机减少了挥镰刀的人，起重机减少了肩挑背扛的人，电脑减少了许多重复抄写、计算和整理的工作。
如果“替代劳动”本身就构成抵制的理由，那么，几乎所有现代生产工具都难以幸免。
机器人和AI虽然有了更灵活的功能，本质上仍然是生产工具。它们和收割机、起重机、电脑一样，是人们用来完成任务、节省时间、提高产出的手段。
把机器人想象成一个与工人争夺饭碗的“虚拟劳动者”，很容易让我们忘记：工具的进步，原本就是人类改善生活的重要方式。
当然可以停掉机器，重新安排几百个人去挑选辣椒。这样一来，某个环节的岗位数量确实增加了。但是，同样一瓶辣椒酱耗费了更多劳动，多出来的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成本不会因为动机良善就消失。它可能体现为更高的价格、更少的投资，或者企业更弱的竞争力。消费者多花在这瓶辣椒酱上的钱，也就不能再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
我们很容易看见车间里被保留下来的岗位，却不容易看见其他地方因此减少的购买、投资和就业机会。保护少数可见的岗位，也可能让更多不那么显眼的人承担代价。
普通人需要收入，但他们同样是消费者。他们关心工资单上的数字，也关心这份工资究竟能买回多少东西。倘若整个社会都要用更多劳动才能生产出同样的产品，那么，即使人人忙碌，也很难因此过上更富足的生活。
给机器加税，成本最终落到谁头上
支持“机器人税”的一个理由，是使用机器的企业减少了用工支出，因此应该通过额外纳税来实现公平。
但这里需要追问：公平是否意味着，采用不同生产方式的企业，必须承担相同的成本？
一家企业改进工艺，用更少的原料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另一家企业改善运输安排，用更少的车辆完成同样的配送。
成本下降，恰恰是这些改进的价值。
如果每节约一项成本，都要用新的负担把它补回来，那么，提高效率的动力也就随之减弱。
对机器人加税，同样会改变企业的选择。
企业是否购买设备，要比较投入与回报。设备价格之外再增加一笔税，意味着同一项技术改造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收回成本。
一些原本值得进行的投资，会被推迟；一些勉强能够成立的项目，可能直接被放弃。
这件事对劳动者有什么影响？
劳动者工资能够持续提高，离不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工作一天，使用先进设备的人能够搬运更多货物、加工更多产品、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企业才有更坚实的基础支付更高报酬。
工资的提高，不是因为老板突然慷慨。更好的工具、更多的资本投入，以及企业之间对劳动者的竞争，才是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
如果为了保护工人，反过来提高设备投资的成本，结果就可能是：工人继续使用落后的工具，企业继续维持较低的产出效率，工资增长也缺少支撑。
账面上看，是机器多交了税；实际受到影响的，却包括使用这些工具的人。
而且，不同企业承受新增成本的能力并不相同。资金充裕的大企业，也许能够消化这笔支出；一家利润微薄、刚准备更新设备的小工厂，却可能因此放弃扩产，甚至失去继续经营的机会。
这时受到影响的，就不仅是某个被机器替代的工序，还包括原本可能增加的订单和岗位。
企业通过技术升级获得利润，既有税收已经覆盖的经营活动，为什么仅仅因为使用了某种先进工具，就需要再承担一道特别负担？
仅凭“机器抢了工作”，显然这个理由不够充分。
不要忘了，现在竞争是全球性的，资本和订单会在不同地区之间比较成本与回报。
如果一个地方持续提高生产投资的负担，部分投资就可能转向其他地方。最后受到影响的，既有就业机会，也有原本希望保住的税源。
真正需要帮助的，是转变中的劳动者
对原来在老干妈工厂里挑选辣椒的工人而言，有些困难是客观且真实的。新的岗位可能需要不同技能，可能出现在另一座城市，也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
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与转岗者承受的压力，也不会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落到每个人身上。
但承认转岗有阵痛，不等于阻止技术进步就能消除阵痛。关键仍然是：什么样的选择，能够让劳动者拥有更多机会？
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止一瓶辣椒酱。
人们总会有各种不同的需求，常见的下馆子、去旅行、孩子教育、照顾老人、家电维修，还有因为技术进步出现的各种新的需求。
这些需求，都需要投入资源，也需要有人去满足。
当一种产品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和资金生产出来，节省下来的资源就有机会用于其他事情。
消费者少花的钱，可以购买别的商品；企业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降价、扩产或新的投资。新的生意和岗位，正是在这些变化中逐渐产生的。
所以，一道工序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并不等于整个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对人的需求并没有随着某台机器的出现而终结。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新机会会自动、及时地出现在原来的厂门口。机会需要有人投资，有人创业，有企业能够接到订单、扩大经营。
如果真正关心转岗工人，就应当继续追问：这些新机会是不是很容易去试错？新企业能不能快速高效开起来，现有企业为什么不愿扩招？劳动者转行和流动又遇到了哪些障碍？
这些问题，比要求企业停用机器，更接近劳动者的现实处境。
再回头看抵制老干妈的主张。如果抵制导致销量下降，企业就会拆掉机器，再请几百个人回来手工挑选辣椒吗？
更直接的调整，很可能是减少生产。订单少了，留下来的岗位也会受到影响；采购减少，上游种辣椒的农户、生产包装瓶的工厂、承接运输的车队，都可能跟着承压。
消费者当然有权选择购买什么产品。但如果抵制的目标是保护就业，就必须把这些后果一并算进去。让一家企业卖不出产品，并不能为它的工人创造更多工作。
我们需要保护的是具体的人，是他们获得收入、重新学习和寻找机会的能力。为了保留某一种工序，持续抬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最终也会压缩这些人的选择。
从抵制老干妈到呼吁“机器人税”，最需要警惕的，是把对劳动者的同情，变成对效率提升的惩罚。
真是为了打工人着想，更应当给企业减负，给投资和创业留下空间，让新的机会能够更容易出现。
保护劳动者，也应当从这里出发。
• （作者系经济学者，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张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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