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长鑫跑在了巨头前面。
长鑫 4F² DRAM 架构研发取得关键进展,计划年底推出首代产品。在2026年10月中旬召开第四届集成芯片和芯粒大会上,长鑫科技(688825.SH)总裁曹堪宇对外公开了前述消息。台下坐着的是中国半导体产、学、研界的顶级专家。
就在长鑫公布这一消息后,美光公开宣布放弃推进了20年的4F²架构——主流DRAM厂商都在研究的架构,直接迈向三维内存。
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是当前全球三大主流存储晶圆工厂,均为垂直一体化工厂(IDM),涵盖内存和闪存晶圆颗粒及产品。三家自1980年代就开始从事半导体存储业务。
中国则在2016年才诞生以垂直一体化模式大规模生产存储产品的晶圆制造厂。长鑫存储主攻内存,长江存储主攻闪存,福建晋华侧重利基型内存。
仅用十年,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如今已在各自赛道里成长为中国大陆的头号玩家,并且具备与国际主流厂商掰手腕的能力。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公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闪存市场数据,长江存储出货量首次超越铠侠,升至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和SK海力士。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中国存储产业能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
挤进下游生态位
现在回看,中国存储行业的崛起,得益于中国加入WTO。中国由此真正嵌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组装基地和巨大的芯片需求市场。
而在2000年前,中国大陆在存储芯片制造上始终没有拿到入场券。华澜微创始人骆建军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中国集成电路与世界拉开差距是在1990年代,当时大家习惯从国外采购芯片,又便宜又好,已形成路径依赖,觉得没必要自研。华澜微是一家国内领先的固态硬盘主控芯片设计厂商。
中国加入WTO后,需求的剧增倒逼中国底层组装厂在存储产业链逐级攀升。在珠三角地区,距离消费电子产品最近的华强北贸易商们,恰好抓住U盘、SD卡快速发展的机遇,挤进存储产业下游的生态位。
在存储产业链条上,上游是设计工具、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中游是晶圆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下游是提供存储产品方案的模组厂。
垂直一体化工厂能独立覆盖整个生产链条,但这类大厂主要满足有大宗数据存储需求的头部客户。而被忽视的中小型企业这部分需求,正好由存储模组厂顶上。
在全球内存市场,美国金士顿独霸62%市场份额。但由于闪存本身发展较晚,中国模组企业才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步伐。深圳华强北的模组厂企业采购闪存颗粒,制成嵌入式存储、固态硬盘和移动存储器等存储产品。这其中的代表就包括深圳朗科公司(300042.SZ)等企业。
1999年,深圳朗科公司做出了一款移动存储器,它小巧便携,插入电脑就能拷贝大容量文件,这就是U盘。新加坡、以色列的企业也在同步研发、生产。此后,U盘火爆全球。
与深圳朗科公司一样,孙日欣也瞄准了这一风口。
2000年,卖了五年的机械硬盘和软盘后,孙日欣决定不再做“倒爷”,开始给海外品牌客户做U盘代工。这位1980年代的四川籍大学生,从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分配到铁道部第一设计院,1995年南下深圳创业,成立BIWIN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改名为佰维存储(688525.SH)。在多次接触后,佰维存储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邀请。
相较孙日欣的主动求变,蔡华波的转型则源于一次危机。
元禾璞华编写的《集成电路投资经典案例》一书,曾记载过江波龙的发展史。1996年,20岁的蔡华波从江西来深圳打工,在他二哥当经理的一家公司当业务员,卖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分立元器件。
1999年,蔡华波拉上姐姐蔡丽江一起在华强北租下“一米柜台”做芯片贸易。公司名就从蔡家姐弟二人的名中各取一字,加上二人生肖,叫江波龙(301308.SZ)。
2002年,蔡华波花500万美元从中国台湾低价采购了一批内存产品,收货后才知道,竟是一批冷门闪存颗粒(AND-NAND),而非市场上通用的闪存。这款颗粒在市面上很难找到主控芯片支持,卖家也拒绝退货。主控芯片的作用是,让存储颗粒能听懂指令。
看着这批滞销货发愁的蔡华波,大胆决定将这批颗粒应用到U盘上。他找到一家香港公司专门针对这批颗粒定制主控芯片,自己组建技术团队来设计软件固件,在中国大陆率先开发出首个基于AND-NAND型闪存的U盘。
固件是跑在主控芯片里的底层软件代码,用于指挥主控工作。这一设计有效提高了晶圆使用效率。
命运也推了他一把。苹果iPod大量采用通用闪存替代微硬盘,造成市场上的通用闪存严重缺货,江波龙的这款U盘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500万美元的滞销货不仅清了仓,还有了利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海外半导体市场再次经历洗牌,存储需求过剩。孙日欣在次年逆势建立封装测试厂,“BIWIN”也从贸易代工厂向存储产业链中游延伸。
深圳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常军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国产存储产业链上,模组厂最大的优势是在先进封装上。模组厂之间竞争就看谁封得好、叠得好、良率高、做得小,在单位面积里做得容量大,就能在市场和消费终端获得优势。
常军锋自2000年在深圳做主控芯片设计工作,现担任佰维存储等多家企业的独立董事。他见过华强北里大大小小想复制“江波龙模式”的企业,但只有少数浮出水面。

2012年,深圳华强北的“一米柜台”,很多存储模组企业从此起步。视觉中国 图
继续向上走
深圳的模组厂,本质还是组装厂。它无法回避的两处“软肋”是晶圆颗粒和主控芯片都得靠外采,一旦某一环节的供应有波动,都会带来致命打击。两者相比,造主控比造颗粒难度更低些。
朗科官网显示,2003年,深圳朗科开始自研U盘控制芯片“优芯一号”,可惜在发布“优芯三号”后未再公开自研主控。2003年,芯邦科技诞生,成为国内最早量产U盘主控的厂商。
同一时间,后来与江波龙、佰维存储并称“模组三杰”的德明利(001309.SZ)创始人李虎,还在华强北卖存储卡、U盘。
据《财经天下》周刊报道,李虎是湖南岳阳人,毕业于西南电子科技大学,25岁来到深圳,一头扎进存储器分销市场。用了八年时间,李虎看明白了存储模组厂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主控芯片。2008年,李虎跟朋友凑够十万块,创办德名利(2010年更名为德明利)。
德明利招股书显示,公司成立后,初期做存储产品的销售,将赚到的钱投入移动存储器主控芯片的研发。2016年终于造出首颗可量产的主控芯片。
李虎的竞争力在于,从晶圆原厂买来的品质较低的颗粒,通过自研的主控芯片来提高晶圆颗粒利用效率,这样可以帮助晶圆原厂消化“垃圾”,巩固德明利和晶圆原厂的合作关系。
而中国台湾的存储主控厂商早在2007年之后就已迈入嵌入式主控、固态硬盘主控的赛道。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厂商直到2012年后,才有企业生产出国内首颗SSD主控、量产嵌入式主控。
2012年,中国大陆第一颗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主控诞生,设计这颗芯片的企业是坐落于杭州萧山的华澜微。创始人骆建军用“智者”(sage)作为其英文名,中文音译则是“傻哥”,寓意愚公移山。
“在硅谷时,我就已经感觉到未来固态硬盘将取代机械硬盘。”2011年,41岁的骆建军从美国硅谷带着团队回到杭州创业。
浙江诸暨人骆建军,浓眉大眼,脸型方正,1987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电路与系统专业,硕士进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就读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后,从事光纤通信芯片的研发。2001年,他前往美国硅谷的晶量半导体(initio)担任芯片设计师,正式接触存储芯片。
骆建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房地产繁荣时,高科技起不来”。2000年后,国内资金都涌向房地产,而投资半导体不仅投入高,还不容易赚钱。
2011年回国时,骆建军不仅带回了技术,还带回了刘海銮、楼向雄等团队成员。
在造出SATA接口固态硬盘主控后,骆建军又用三年时间开发出国内首款PCIe接口的固态硬盘主控芯片。“我们是国内唯一同时拥有SATA、USB、PCIe三种接口协议IP源码的厂商。”
与华澜微主打利润较高的特种领域不同,距离华澜微仅三公里路程的联芸科技(688449.SH)主打的是消费级SSD主控。目前,联芸科技的消费级SSD主控出货量位居中国大陆第一,全球第二,仅次于慧荣科技。
联芸科技2014年成立于杭州滨江。创始人方小玲本硕毕业于浙江大学,又拿到了美国犹他大学的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她曾在美国、中国台湾的半导体公司工作,特别是在中国台湾的工作经历,让她积累下闪存主控、接口芯片等经验。
除了这些独立生产主控芯片的厂商,以模组厂起家的江波龙此后也坚持自研主控芯片。公司资料显示,迄今其自主设计的主控芯片已累计生产超2.8亿颗。
朱一明的决心
2004年夏天,在硅谷的一间咖啡厅里,32岁的朱一明在等待一位重要的投资人。
朱一明后来成为兆易创新(603986.SH)和长鑫存储两家公司的创始人。他曾是1990级清华学子,在清华物理系读完硕士后,他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继续攻读电子工程硕士。毕业后留美工作,接触到存储器芯片的开发,主要做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
投资人名叫李军,是清华大学1980级自动化系毕业生,也是清华企业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创建了一只天使基金,正在寻找投资项目。
见李军前,朱一明做好了准备:注册了一家公司Giga Device(芯技佳易),还带来一款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静态随机存储器的设计模型。
听完朱一明的想法后,李军不仅决定投资,还找了同为清华校友的周顺圭一起投资。朱一明就在周顺圭家的车库里,将SRAM设计做成样片,成功申请专利。
李军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投资朱一明的三个细节,一是朱一明对半导体产业转移大趋势的判断,中国大陆即将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他决心很大,要做中国最大的存储器设计和制造者;三是周顺圭说朱一明耳朵大,有福气,能成事。
为了给项目找钱,朱一明又结识了同样是清华企业家协会成员的校友薛军。薛军答应帮朱一明进行A轮融资,募集100万美元,条件是朱要回国创业,落户清华科技园。尽管最后只募集了92万美元,但朱一明带着他的公司如约落户北京。
回国后,朱一明发现,SRAM市场已被巨头霸占,NOR Flash因市场规模小、利润微薄,已是国际巨头看不上的利基市场,但恰恰因为技术门槛低不容易被制裁,可以通过薄利多销来挣钱。
机会很快就来了。2009年,全球NOR Flash最大厂商飞索半导体破产,朱一明的芯技佳易正好填补上空缺,承接部分国际大厂的订单,逐渐在全球市场形成影响力。2010年,芯技佳易正式更名为兆易创新。
就像朱一明判断的那样,为了降低成本,世界半导体产业阵地逐渐向中国大陆转移。
一些外资存储器公司将其部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大陆。比如,1994年,三星将存储芯片封测环节放到江苏苏州。2000年,美国芯成半导体(ISSI)研发中心落户上海张江。2003年,欧洲内存厂商英飞凌落户陕西西安。2004年,SK海力士在江苏无锡设立内存制造工厂。
其中,英飞凌是在1999年由德国西门子的半导体团队拆分而成。2005年,英飞凌又将内存业务和逻辑业务拆分,内存业务独立为奇梦达,英飞凌专注于逻辑业务。
到了2008年,三星社长李健熙再一次逆周期扩产,亏钱抢市场,内存价格跌至谷底,让对手奇梦达和尔必达再无招架之力。韩系内存厂商赢得最终胜利,三星、SK海力士成为排名前二的存储颗粒原厂,美光紧随其后。
2009年奇梦达宣布破产,其西安研发中心的设计团队几经易手,如今并入北京紫光存储。团队始终保留奇梦达的内存设计能力。
而奇梦达留下的专利与技术文件等“遗产”,则回到母公司英飞凌手中,又被交给加拿大一家知识产权运营企业作为商业资产运营。
十年后,这些“遗产”被长鑫存储买走。

兆易创新和长鑫存储两家公司的创始人朱一明。视觉中国 图
存储三朵“金花”
如果说晶圆颗粒原厂是面粉厂,那么模组厂就是直接面向终端客户的面包房。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做面包”的能力,但“面粉”还是得向外采购。
2000年,中芯国际成立,让“造面粉”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中芯国际主要做芯片代工,由张汝京、王阳元、谢志峰等人共同创办,立志成为大陆版的“台积电”。
中芯国际建厂初期,为了将产能喂饱,曾接下德国英飞凌、日本尔必达的内存代工业务。
今年66岁的中芯国际联合创始人谢志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厂是用内存芯片来“练兵”的。“有订单就有现金。代工内存虽然财务利润是负的,但收入和现金流都是正的”。
但到了2008年,由于存储芯片进入下行周期,中芯国际选择放弃内存代工。自此,中国的存储晶圆制造进入八年空白期。
谢志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存储芯片周期性强,芯片价格随市场需求波动,与工厂成本无关。处于下行周期时,芯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一亏能亏十年都看不到头,但碰到上行周期,可以一年挣回十年的钱。
他补充,存储只有头部能吃肉,拼的是迭代速度,要保证自己的设计和制造都是最先进的。两者要同步,只能是采用垂直一体化工厂的模式。
2008年经济危机还波及武汉新芯,无意间推动国内最大闪存晶圆垂直一体化工厂的诞生。
据湖北江城实验室半导体研究院的文章,武汉新芯成立于2006年,由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共同出资百亿元设立,目标是建设大陆第二条12英寸晶圆制造生产线。第一条正是中芯国际的北京4厂。
当地媒体《观一线》报道,2005年底,武汉光谷听闻中芯国际要建设一条12英寸存储晶圆代工厂,当即抓住机会,双方谈好以政府投资、企业代管、五年回购方式运营。
不巧的是,武汉新芯即将投产时,核心客户飞索半导体破产,订单量锐减。此后,中芯国际又遭遇人事调整,无法实现回购。武汉新芯一度被传“卖身”外资。
“纯经济角度来说,存储很难赚钱,但从政治角度来说,为了不依赖进口,中国亏钱也要做。”谢志峰说。
武汉市政府没有放弃。2013年,他们请来了曾任中芯国际首席运营官的杨士宁入主武汉新芯。这也为武汉日后接下国家存储器基地、等到国家大基金投资,打下了基础。
杨士宁与谢志峰在读博时是师兄弟,两人的从业轨迹相似,曾在英特尔、中芯国际共事过。
谢志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杨士宁对武汉新芯的调整果断,武汉新芯厂子小,做不了代工,只能自己做产品,走垂直一体化模式。尽管与中芯国际合作结束,但留下了人才和知识产权。
2016年7月,国家大基金联合紫光集团、湖北及武汉等国资共同出资,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成立长江存储,目标是打造3D 闪存晶圆制造厂。同年,国家存储器基地落户武汉光谷。
也是在2016年,合肥迎来全国首家内存晶圆垂直一体化工厂——长鑫存储。其厂房在十个月内拔地而起。
在兆易创新上市后,朱一明没有忘记要做“中国存储第一”的口号,他将目光瞄准了市场需求最大、竞争最为残酷的内存市场。
正巧,合肥国资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愿意大手笔投资。双方很快达成合作,经营则全权交由朱一明负责。
谢志峰曾在2018年受邀给长鑫存储的创始团队讲课,朱一明特地让他讲讲中芯国际创业时如何省钱。“以前见到朱一明,还是谈笑风生的,这次见面,他不怎么说话了”。
跳代研发
在巨头林立的内存市场,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他人开垦过。对一家新公司来说,若没有专利傍身,早晚死于巨头犁下。
福建晋华的案例已经摆在眼前。
据《芯片战争》一书介绍,2016年2月,福建晋江产投等公司,投资五十多亿美元建内存厂,早于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晋华集成找来了中国台湾的联华电子提供技术支持。
但此后,晋华就陷入被美光以“窃取商业秘密”为名的起诉和被美国商务部制裁的漫长困境中,以至于欧美设备商撤离、联华电子暂停合作、厂房停工,福建晋华陷入停摆。
直到2020年10月,联华电子与美光和解,福建晋华才逐渐从这场“专利窃密”风波中恢复过来,白白耽误四年光阴。
有了晋华的前车之鉴,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都通过不同方式拿到了存储制造的“入场券”。
2019年12月,长鑫存储微信公众号正式官宣买下了奇梦达大量内存专利许可及技术文档。谢志峰回忆,其内容丰富到“500个工程师日日夜夜看一年都看不完”,特别是里面有大量的研发细节、全套员工培训资料等。
谢志峰曾在文章中介绍,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埋入式字线(BWL)等关键技术。后续的事实证明,BWL是内存未来的技术演进方向。
奇梦达的“埋入字线”架构已经顺利做成46纳米制程的内存。长鑫存储正是在奇梦达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跳代研发,放弃38纳米和28纳米这些过渡节点,一步到位攻坚19纳米。
2019年9月,中国闪存技术峰会上,长鑫存储副总裁平尔萱在发表演讲时透露,长鑫已将奇梦达46纳米的内存工艺提升到10纳米级别。
此前,杨士宁带领的长江存储已在2018年推出自研的Xtacking晶栈架构,2019年首款采用Xtacking晶栈架构产品堆了64层,晶体管密度向业内96层看齐。
有武汉新芯时期积攒下的制造经验,加上长江存储自主研发申请的专利,长江存储由此获得进入三维闪存的入场券。
既然与国际差一代,长江存储作了一个决定:跳代研发,跳过96层,直接探索128层。2020年4月,第三代128层QLC闪存X2-6070研发成功。发布时,其存储密度和单颗容量都是业内最高。
三年多时间,中国相继攻克了3D闪存Flash和内存技术,不仅解决了国产存储芯片从无到有的问题,更逐渐追赶上存储巨头的步伐,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超越。

武汉长江存储的生产基地。视觉中国 图
撞上AI超级周期
2022年初,苹果计划在iPhone上采用长江存储128层闪存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
同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出口管制新规落地,限制中国购买和制造先进芯片等能力。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既不能向中国出口高性能芯片,也不能出口先进的生产设备。先进芯片包括逻辑芯片、闪存和内存。
与此同时,长江存储等36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未经核实清单”。两个月后,长江存储正式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苹果与长江存储的计划也随之暂停。
美国的“封锁”,给了中国半导体设备及材料企业“练兵”的机会。对国内的晶圆厂来说,实现半导体设备及原料的国产替代成为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资深半导体行业观察者陈启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除了光刻机外,国内其他半导体设备已经很成熟,成熟制程的国产新设备完全不输国外二手设备,甚至更强。
陈启是杭州人、“80后”,染着一头红发,幽默健谈。他曾在2015年从事半导体领域的一级市场投资,两年前他辞职到衢州定居,成为二级市场投资者。
在陈启的投资生涯中,最成功的一笔投资,莫过于长鑫存储。2021年6月,他接到老板电话,得知有一个投长鑫存储的机会,他强烈要求老板一定要将额度抢下来,“这个会是你人生最好、最后,也许是最疯狂的一笔投入。”
但如果不是意外撞上AI超级周期,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将仍停留在漫长的亏损煎熬期。
2025年,长鑫存储成立后首次实现全年整体盈利。长江存储继2024年扭亏为盈后,利润翻倍。国产三大存储模组厂江波龙、佰维存储、德明利年利润较2024年大增,分别增长185.4%、429.1%和96.35%。
除了长江存储外,其他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2025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盈亏反转的背后,是AI超级周期的到来。
AI的火把,先是点燃了算力。从生成式AI到Agent,人们对AI的使用进入到大规模的推理和超长上下文阶段。
推理产生的数据会依次存在HBM、内存、闪存中,当这些全部被数据塞满后,算力就无法快速调出数据,算力再高也跑不动了,这就撞上“存储墙”。HBM实际就是将多颗内存裸片,垂直堆叠,通过硅穿孔TSV 连在一起,再与GPU一同封装。
2026年10月28日,SK海力士总裁兼CEO郭鲁正在三季度财报会上透露,“未来三年直至2029年,我们的内存以及HBM产能实际上已经近乎售罄”。
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原厂都选择将产能向利润更高的HBM倾斜,市场上通用内存和闪存产能短缺,这为中国存储企业创造了一个抢占市场的好机遇。
在陈启近十年的从业生涯里,存储行业至少已历经四轮周期,从智能手机、云计算、“宅经济”到AI。
“国产内存大批量上市之日,或将是内存厮杀之时。”这是陈启对这轮存储景气周期的预判。当前,三大原厂的产能都向AI倾斜,未来一旦AI资本开支下降,多出的产能还是会重新调整产品线,看哪块市场最大。一旦各家开始哄抢,最惨烈的价格战也就开始了。
2026年6月23日,行业分析机构SemiAnalysis的模型曾测算,长鑫DDR5单位比特成本仍比三星、SK 海力士、美光高出 30%。
《芯片战争》一书作者余盛的判断是,国产存储芯片降本的大前提是半导体设备国产化。
余盛对南方周末记者举例称,同为半导体产品的光伏正是如此,所有生产光伏电池的设备已经实现国产化,如果还是采购昂贵的进口设备,光伏的价格不会这么快打下来。
他对国产设备替代的进程持乐观态度,因为摩尔定律到头,国外先进设备的进化基本也到头了。这对中国反而是个好消息,“相当于踩了刹车,中国迟早能追上去”。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责编 顾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