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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资讯 · 南方周末

中文播客大会探讨播客公共性弱化争议

更新 2026-11-21南方周末正文 4884字阅读约 16分钟4 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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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现场,一位参与者正在体验相关内容。本文配图均由主办方提供

距离节目数量首次突破1万的“中文播客元年”已过去六年,即使你没有完整听过一期播客节目,至少也听说过播客这个概念,或在手机上刷到过这两年愈发流行的视频播客片段。

如今,人们对播客产生倦怠感。在舆论场上,不少播客受众开始觉得,访谈的话题相似、形式相似,嘉宾也日趋雷同。

最新报告《从耳机到公共生活:中文播客的公共话语如何形成,又如何被看见》证实了此类批评并非只是个别听众的个人感受。该报告由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发布,以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进入小宇宙App“编辑精选”的1091条单集为样本,覆盖618档节目,重点考察其内容类型、议题类别、创作方式、公共性程度等。

研究发现,中文播客的内容、数量日益丰富,但得到关注的话题仍缺乏多样性,播客仍然是一种更加偏向城市中产、主流社会趣味的媒介。“当前播客的创作者和听众仍较多集中在城市、年轻和高文化消费人群,相似的人持续讨论相似的问题,容易形成一种舒适而封闭的‘熟人社会’。女性成长、职场困境和亲密关系获得了较多表达,而城市贫困、养老、农村生活、残障经验、男性育儿和地方社会等议题仍然相对稀少。”

小宇宙App首席执行官舒玉龙同样关注播客议题的失衡问题。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称,播客内容在过去几年里给人以“城市中产趣味”为主的印象,其实和中文播客的创作群体、消费场景都有关系。不过,他也观察到,最近两年罪案、喜剧等品类的播客兴起,已经打破了这一状况。平台也将从产品、运营、算法层面发力,推动更多元的内容被听到。

该报告于2026年11月14日在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正式发布。本届大会的多场主题对话围绕那些在注意力分散、共识稀缺的时期变得愈发紧迫的问题展开:如何让更多不同处境中的人讲述自己的真实经验?如何建立个人叙事和公共叙事之间的桥梁?如何让有价值却不被重视的公共议题得到理解?

单向街基金会等六家机构代表在2026中文播客大会闭幕时宣布,正式启动全新播客创作者支持计划“声呐计划”,鼓励更多在科技、教育、文化、健康、公益等方向有深入思考的创作者投入播客制作,进一步丰富中文播客的选题内容。“声呐计划”于2026年11月15日—2027年2月28日开放申请,10组创作者将各获得2.5万元支持金。

“声呐计划”发起方之一、JustPod首席执行官程衍樑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称,计划的核心目标是拓宽中文播客的内容边界,“播客的制作是一种介于文章写作和电视节目制作之间的形态,对于个人创作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一些很好的创意要在播客里面实现的话,需要成本的投入,而这很难让个人用自己业余时间不求回报地来解决”。在他看来,缺少资金托底的个人创作者大多只能生产谈话类节目,叙事类等更重投入的创新播客形态很难落地。资助资金将为创作者提供数月收入支持,卸下生计顾虑,让创作者得以专注创作,把更多有价值的创意转化为优质音频作品。

谈论自我的热潮

研究者发现,中文播客的公共话语并不集中在新闻、政策或社会热点等“严肃议题”中,文化知识、生活经验与社会处境反思类内容构成了“播客公共表达的长期底盘”。个人和小型团队构成小宇宙“编辑精选”样本中的明显主力,共生产了占总样本83.3%的内容,机构媒体在播客这一媒介中并不占据公共表达的核心位置。播客让更多个人获得了发声的机会,更多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微小叙事在声波中传递到听众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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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主会场,主题为“当所有人都在讲述自己,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的对话。

在主题对话“当所有人都在讲述自己,我们如何理解他人?”中,主持人以一个略显尖锐的问题开启了对话:“播客越来越多,好像每个人都着急地讲述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事情,那要有怎样的契机去理解他人呢?”语言类演员、编剧、《思文,败类》播客主理人思文认为,谈论个体生活的热潮顺应了当下社会的脉搏和节奏,人们终于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生活,去发掘此前被长期压抑或忽视的东西,“特别是这两年经常会讨论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进步”。

作家许知远反对公共表达和自我表达的简单二元对立,在他看来,公共表达实际上非常需要“个体声音”。美国爵士与蓝调歌手妮娜·西蒙(Nina Simone)的纪录片《发生什么了,西蒙妮小姐?》让他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位歌者将她的个人经验演唱出来,在1960年代激起了民权运动中最强烈的公共情感之一,她的音乐感染力不亚于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她能够通过激发私人感情,让私人的东西形成一个特别公共性的东西,这让我很着迷。你在公共性中又看到了非常私人的东西。”

但他同时提醒观众注意,沉溺于某种单一叙事存在让它变成陈词滥调的危险。“如果你在1980年代突然听到‘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你绝对大为震撼。但当众多地产商都用‘春暖花开’作为广告语,你就觉得是陈词滥调了。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防止自己掉入某种陈词滥调。有时候公共性是帮助我们解决私人性过剩的方式,有时候私人性又帮助我们摆脱公共性的枯燥和抽象化。”

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微笑叹,现在她的学生如果不会NPD、PTSD、CPTSD这些缩写词都不好意思来上课。当下年轻人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社科理论和概念的普及让自我叙述和公共表达更加简洁、凝练、知识化。作为一个80后,张怡微承认自己年少时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她更习惯的方式是讲故事——通过重新讲述故事,去理解某个具体处境的复杂多义,夺回自身感受的正当性。

作家李翊云的小说《我该怎么办?》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女人步入耄耋之年,在已故情人的日记中写下注解,推翻男人的叙事。在她看来,这种“推翻”的力量是弱者和边缘群体拿回权力的方式。因此,她对当下某种叙事的简化表示忧虑:当我们聊星座、聊MBTI的时候,是为了让不同背景的人能更快地聊到一起,但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夫妻关系——是这些话语难以概括的。即使可以通过社科研究总结出来的规律去描述一段亲密关系,也并不意味着知道那段关系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知道了问题后又能如何解决。但她坦言,自己也无法免受流行叙事的影响。听到亲近之人告诉自己“我离婚了”的消息时,张怡微虽然在心底里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小红书流行词汇能概括她的感受,但她还是脱口而出说了句“恭喜你哦”。

思文在分享她对陈词滥调的思考时回忆起小学三年级写暑假作业的一件往事。作业中有这样一道作文题:“当你获得了三好学生,你的感受是?”除了“高兴”以外,思文想不到别的答案,但她又本能地知道老师不会满意,于是向她的妈妈求助。妈妈不假思索地说,难道你就不想再接再厉吗?这件童年往事给思文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当她以公共言说为业,才发现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是真正有力量的东西:

“不管是做脱口秀还是做播客,我受到的最大教育就是,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令人感到共鸣和震撼的东西。陈词滥调就是当一件事因为真实而让大家震撼之后,迅速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所有人都期望给自己打上这个文化符号。以前的流行趋势是大家不要离婚,所以以前别人表达离婚了的时候,你会说你为TA难过;但现在可能有人在表达离婚了的时候,你其实为TA难过,但必须表现出为TA开心。当你远离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必须跟一个文化符号挂钩、向它趋近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种叙事的虚假和无力……当我们跟真实站在一起的时候,任何陈词滥调都不会成为陈词滥调。反之,任何所谓的流行现象都会变成陈词滥调。”

危机之中,如何安顿自身

分析谈论自我的热潮时,许知远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即对自我的关注同样源自人们对剧变的无力感——世界的变化,价值的整体重构和技术的冲击,都在让曾经确信的东西加速消散。“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必须要去生成一个‘虚张声势’的自我来应对这样的一种感觉。”

AI革命以及更广泛的技术演进在这场剧中引人瞩目。在2026中文播客大会上午的主题对话“AI浪潮之下,谁能共享未来?”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谈到,他的女儿是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至今都拒绝使用AI。他一方面为女儿的态度感到欣慰,认为维持孩子自然生长的能力非常重要;但同时他也担心与对谈嘉宾HowOneAI&AI透镜系列主理人余一这样的AI红利享受者相比,那些拒绝积极拥抱AI的人会在社会竞争中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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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主会场,主题为“AI浪潮之下,谁能共享未来?”的对话。

在此之前,余一向在场观众透露,她从投身AI行业之初就决定将5%—20%的工资投入AI,试图让AI帮她完成50%的工作量。有了AI Agent之后,她每月的Token消耗量从几千万飙升至两三百亿,“你会发现要保持前沿,保持能够享有AI红利,最需要的资源发生了指数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声动活泼创始人、《声东击西》主播徐涛问了在场嘉宾和观众一个问题:认为世界上更多人会受益于AI,在未来获得更多机会、财富和幸福感的请举手。举起手来的人寥寥无几。

当充满未来感的事物变得稀松平常,原本寻常的事物显得陈旧,交流个人经验和讲故事确实像那只拍了拍肩膀打气的手,给人慰藉之感。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说,“我发现很有趣,现在大家更愿意听小故事”。他参与的“世界如此辽阔,我们如何生活?”是2026中文播客大会主会场单元笑声和掌声最多的主题对话。

对谈从不同代际的人对如何安顿自身的观念差异开始,四位嘉宾的年龄段横跨50后和90后。《除你武器》《热可可》主播刘诗予谈到,上一代知识分子与家国情怀强烈绑定的自我让她既憧憬又陌生,像她的父母辈和祖父母辈那样一辈子在国企工作,共同体天然赋予了他们生活价值感。但是,她现在觉得不少年轻人感受到的是价值感和成就感的匮乏。

大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选择,让许纪霖思考对自由的追求是否真的是人需要的东西。“自由意味着选择和自我担当。‘被安排’某种意义上是内心的逃避。但不用选择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快乐,我们很多痛苦源自自由带来的多种选择,你必须选择一个,放弃另一个,这才是最痛苦的。不确定的年代,大家感到惶惶然,这不就意味着大家追求一种确定性吗?确定性就是被安排,这是人性本身的弱点。”不过,他确实认为和他这一代人相比,年轻人更多的焦虑感来源于要背负自由选择的全部后果,无论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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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4日,上海,许纪霖在对话活动中发言。

《不开玩笑》主播史炎谈到,从交大生物工程系毕业后,他没有走上科研的道路,而是开始做脱口秀,然后转向播客。“喜剧本身是最没有用的一件事,我们做喜剧的人从来不奢望通过讲段子改变世界,我们更多起到止痛剂、安慰剂的效应,”他说,“当你做一些无用的事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东西,就是快乐。快乐这件事本身就是很无价的事。”

刘诗予的写作梦想始于大学时代。她从2016年大一开始在个人公众号上写随笔,分享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公众号只有几十、上百的阅读量,关注者都是身边的同学、朋友,她也不会往朋友圈转发。近十年后,她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面试她的主编对她有些疑虑,认为她难以身兼播客和记者的工作。但主编偶然地发现了刘诗予的公众号,一直读到她大一时写下的第一篇文章,这份坚持让对方看到了刘诗予对写作怀有真正的热情。

许纪霖谈到,留校任教后,他最初被分配到的研究课题是中国民主党派史。他发现相关研究潜力有限,但民主党派里的人很有意思,很多都是民国时期的大知识分子,就自说自话,开始了知识分子史研究。如今,他已是国内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知识分子史和上海城市文化的领军学者。

“我经常说,我的个人命运从来不是计划。当我们奔着某个目标去的时候,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目标本身,是沿途的风景。小学语文教科书上有一篇《小猫钓鱼》,小猫一会儿扑蝴蝶一会儿捉蜻蜓,最后鱼没钓到。但我在想,我就是这只小猫啊,我的快乐就不在钓鱼。鱼钓到了又怎样?最重要的是看见了蝴蝶,看见了各种风景,这才是人生至乐。所以我想说,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何必奔着所谓固定的目标去呢?沿途的风景是你最好的人生。”他说。

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编 刘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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