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储芯片研发的起点,与美国相差不到5年。1975年中国第一块1K DRAM问世时,只比美国英特尔的1103存储芯片迟了5年。
早在1956年,中国在《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国家新技术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要求相关部门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进行攻关。这份跨越12年的科技发展规划也是中国首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同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半导体专门化教育,汇集了全国著名的物理学大师。
首批学生中,有一位名叫王阳元的年轻学者。日后,他研制出中国首颗1K DRAM,参与创办了中芯国际。王阳元第一位老师就是留英归国的黄昆,后者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奠基人。1958年毕业时,王阳元选择留校任教。
1969年,国内聚焦研发大规模集成电路。王阳元与同事们都关注到了硅集成电路存储器,预感到这将替代磁芯半导体,并选择硅栅N沟道技术作为半导体存储器的突破方向。
世界上首台用磁芯来做主存的计算机诞生于1953年,取代此前的水银管和威廉姆斯管,并在此后二十年间成为计算机内存主流方案。但磁芯存储器有很大缺陷,不仅体积大,还需要手工编制磁环,存储器因此成为计算机成本最高的部件。
栅极是控制晶体管电流导通的开关,栅极材质选择会影响开关准确性。截至目前,栅极由铝片栅、硅栅进化为金属栅。沟道则是半导体内电子流动通道,分为N沟道和P沟道。
经过六年的研究,1975年,王阳元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块1K DRAM,并做出三种类型(硅栅P沟道、铝栅N沟道和硅栅N沟道),只比美国英特尔的1103存储芯片晚了五年,这一成果还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英特尔的1103是在1970年量产的内存,这款芯片的热销,让英特尔成为存储器赛道的头号玩家,市场份额接近83%,这也是英特尔的“第一桶金”。
1978年,中国科学院也启动4K位DRAM研究项目,归国半导体专家王守武担任超净线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的吴德馨负责协同工作,团队研发出了4K位的DRAM,1980年后陆续攻克16K、64K位的DRAM。
遗憾的是,这些技术几乎只停留在实验阶段,并未实际投产。
王阳元甚至将自己研发的工艺和1k位的设计版图无偿发给二十个单位,派人去讲课、辅导同行解决技术问题,但都没有工厂能实现规模量产。
吴德馨生前受访时曾提到,“虽然我们的研究速度也很快,用一年时间做出了国际上三年才完成的工作,但我们的设备一直比较落后,生产就有困难,成品率的性能也确实不如国外”。

2026年4月24日,湖北省武汉市,中国新质半导体创新发展三十年特展,全景呈现中国化合物半导体从拓荒奠基到自主创新的历程。视觉中国 图
引进产线
1980年代,随着电子工业投入的缩减,各地电子厂开始自寻出路。为了快速取得效益,中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引进产线。
彼时,中国受到“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技术和产品)封锁,从国外引进的都是落后淘汰产线。全国有33个单位都引进各种集成电路生产线设备,最后建成投产的只有几条。
同一时期,日本半导体产业凭借精益生产和成本优势,在内存领域反超美国。也正由于日本内存产能释放,存储市场进入下行周期,美国的存储企业Mostek被关闭,英特尔、摩托罗拉、德州仪器相继转型,退出内存。美光科技成为美国仅存的内存厂商。
韩国企业也开始挤上集成电路这艘大船。1983年,三星、海力士从美国的内存厂商手中获得16K内存的技术授权,次年就研发出64K内存,此后持续向256K、1M迭代。
1985年,在无锡742厂诞生了中国第一颗64K位内存,仅比韩国晚一年。这也成为当时中国技术含量最高的集成电路产品。
无锡742厂即江南无线电器材厂,成立初期只是地方国营厂,以生产二极管为主,经多次划转、合并归入电子工业部(四机部),承担新型半导体工艺设备的研究和生产。
无锡742厂在1980年向日本东芝公司引进的电视机配套集成电路生产线,生产双极管模拟芯片。这也是第一条由国外引进的集成电路产线,因此掀起全国范围的芯片产线引进潮。
开工不久,工厂被确定承担“六五”集成电路科技攻关任务,要生产64K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中国通信及电子工业奠基人刘寅嘱咐有关部门或组织,要联合半导体学科带头人攻关。最后由半导体专家武尔桢带领24研究所、13研究所和742厂共同攻关。
首块64K内存攻关亲历者苏巍接受《无锡日报》采访时表示,“生产线是5微米,64K 内存需要2到3微米,从工艺线的能力到装备的能力,都不满足要求,尤其是光刻设备,只能用接触式光刻机加人工对准的方法,许多工艺都需要创新。”
出师不利
进入1990年代,中国电子工业部决心解决国内半导体产业“散、乱、差”的问题,一是协调统筹,形成全国南北两大微电子基地,集中财力和精力重点建设五家具有规模的半导体企业;二是提出“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开发3微米,攻关1微米。
五家规模半导体企业分别是中国华晶电子集团、绍兴华越微电子、上海贝岭微电子、上海飞利浦半导体、首钢NEC电子。
其中,首钢NEC是中日合资厂,成立于1991年,中方占60%,日方占40%。初期只做封装,而后逐渐扩展晶圆制造,建成了中国首条六英寸晶圆生产线。1996年,产线实现稳定量产4M内存,但研发设计、技术工艺和订单都依赖外方,相当于是NEC海外分厂。
有了与首钢的合作经验,NEC决定主动参与中国“909工程”,仅用三个月就与中方达成合作。当时的“909工程”正在找引进的外资厂商,连续向近二十多家国际半导体企业发出合作邀请,但这些公司普遍反应冷淡。
1996年3月29日,中国“909工程”由国务院批准立项。这项工程将投资百亿元,建设一条8英寸0.5微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也是中国电子产业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
为了承建“909工程”,上海华虹微电子有限公司应运而生。由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任华虹董事长,时任上海副市长华建敏和时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张文义担任副董事长。
“909工程”吸取了此前“908工程”的教训,尤其是审批效率低下、资金不到位等问题,很多事情按照“特事特办”原则快速落实。在资金上,60%由电子工业部代表中央出资,上海出资40%,由时任总理李鹏直接从总理基金调拨到电子工业部账户上,保证随时使用。
华虹与NEC达成合作后,1997年,双方合资成立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NEC不仅以现金入股,转让的还是一条0.35微米的产线,远超中方计划目标,同时保证生产的产品返销,确保了合资工厂的开工率。
1997年,华虹NEC制造的64M内存开始试片。1999年,华虹NEC生产线达到第一阶段产能目标5000片/月,良品率达到94%。
2000年,华虹NEC达到了2万片/月的生产能力,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7.73亿元,实现利润3.44亿元。这一年,华虹NEC计划再引进NEC 128M 内存工艺和0.24微米的逻辑工艺以及相应的设计技术。
可惜的是,2001年半导体全行业利润跌至低谷,特别是存储芯片价格暴跌,128M内存的平均单价从2000年9月的18美元降至2001年11月的0.99美元。
日本存储器厂商经营利润承压,不愿持续为烧钱的内存输血,相继退出存储器市场。比如东芝就退出了内存,转作NAND。韩国存储器厂商则在韩国财团和政府的兜底下,逆周期扩产。
由于华虹NEC订单都来自NEC,也受到全球内存价格下跌、韩国厂商冲击的影响。2001年,华虹NEC开始陷入亏损,当年共亏损7亿元。
2002年,NEC和日立将内存资产剥离,合并成立尔必达。NEC公司不再投入内存研发,与华虹的合作既无法持续提供新的工艺,也无法兜底返销订单。失去工艺来源的华虹NEC只能另寻出路,走上代工之路。首钢NEC在失去合作方后,也只能停止生产内存。
中国大陆内存制造的接力棒来到了上海另一家企业手上,这家企业正是中芯国际,走的是芯片代工模式(Foundry)而非自研IDM。2008年,内存供给过剩、价格暴跌,拖累中芯国际整体业绩。中芯国际退出通用内存代工市场,转向逻辑产品代工。
自此,中国大陆企业算是完全退出内存制造。
中国早期的内存制造,无论是做外资企业的海外分厂还是代工厂,技术、工艺、市场销售都掌握在他人手中。一旦合作方或核心客户扛不住存储周期,对中国工厂的打击是致命的。
对比内存,NAND(闪存)由于诞生较晚,掌握专利的大型企业几乎都活了下来,专利包没有流出的机会。这一时期,拥有核心技术的厂商大多采用封闭性的IDM(垂直整合制造),没有将产线放到本国外的其他地区,中国自然也没有机会引进NAND相关产线。
国产晶圆逆袭
直到2016年,中国存储晶圆的火种在武汉、合肥两地重新燃起。武汉的长江存储主打闪存晶圆制造,合肥的长鑫存储主打通用型内存晶圆制造。
内存也叫易失性随机存储器(DRAM),而闪存则是非易失性存储器(NAND Flash)。
以电脑为例,点开键盘上的游戏图标,就是打开闪存里的数据。开启游戏需等待文件加载,这时候电脑就将这些数据从闪存搬到内存中。游戏正酣时,一旦断电,刚刚在游戏中创造的数据将烟消云散。
长鑫存储通过获取奇梦达的技术“遗产”,获得埋藏字线(BWL)等关键技术,在此技术上实现跳代研发。
要想理解这项技术,得先理解内存的缩放路线及其内部构造。
内存的缩放有两条路,一是缩晶体管,二是缩电容,特别是电容一旦做得太小,将直接导致电荷漏电。这时,行业中开始出现两种电容技术路线,一种是向下挖的深沟槽电容,一种是向上堆的堆叠电容。
向下挖是先把电容做到底部的硅衬底中,再在上面做晶体管。好处是漏电的问题解决了,问题是生产成本高;后者是先做晶体管,在晶体管上方做圆柱状的电容,好处是成本低,有更大的缩放空间。
除IBM、西门子和东芝选择了深沟槽电容外,三星、海力士和美光等大部分厂商基本都选择了堆叠电容。IBM、东芝陆续退出通用内存赛道后,奇梦达成为深沟槽阵营里的唯一继承人。
知道深沟槽电容路线走不远,奇梦达开始着手研发“埋字线”架构,这也是奇梦达切入堆叠电容路线后的独家优势。
由于字线本身要连到栅极上,埋字线就是将栅极和字线一同放入底部的硅里,既不占用平面空间,又保留不漏电、干扰小等优点。
长江存储则选择的是一条更有挑战性的路——自研三维堆叠。
闪存的结构比内存少了电容,电子就存在晶体管的浮栅里,且可以通过存入的电子数量形成不同的电压阈值区间,不同的区间可以表示多个bit。
这也就意味着,闪存晶体管数量不变时,存储单位容量依然能翻倍。目前,量产闪存单个存储单位最多能存放4个bit。
在平面闪存时代,缩小晶体管和提升存储单位的bit数量,是两条核心路径。
但当容量进入128G的时候,晶体管数量再扩容将面临物理极限,不仅漏电,良率也会下跌,要继续做必须更换新的架构:从平面变成立体架构,不再用浮栅存电子,而改为电荷俘获。
具体做法是,先在硅衬底上像夹心饼干一样反复叠上绝缘层和氮化硅层,再垂直打孔贯穿堆叠层,沿着孔壁依次制作最里层的电流通道、电子易穿过的薄绝缘层、电荷陷阱层、阻挡电子通过的厚绝缘层,再把氮化硅层腐蚀去掉,注入金属钨,形成栅极,也是字线。
每个字线和圆柱的交会处,就变成了一个晶体管,业内称其为细胞(cell)。每个晶体管的栅极上环绕式包裹着电流通道,通道里的薄绝缘层、电荷陷阱层、厚绝缘层组成一个完美的电子俘获器。通道一导电,电子会被锁到陷阱里。
往上堆叠的层数越多,能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就越多。
三星是全球最早量产3D NAND的厂商。SK海力士、美光也先后跟进3D NAND。SK海力士官网显示,2017年,海力士将层数推高至72层,为业内最高层数。2018年,又在全球率先实现96层4D堆叠的突破。
楼建得更高,问题也接踵而至。NAND除了存储部分外,还需要外围逻辑电路,业内称为I/O。
这部分逻辑电路主要是做存储区的下方,但层数越多,高温工序时间越长,很容易把底下的逻辑电路烤坏,导致逻辑电路性能下降。
2018年,长江存储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Xtacking晶栈架构。
其巧妙之处在于,将存储阵列和外围电路分别在两块晶圆上制造,两边都做到最好后,再键合起来。外围电路位于存储单元之上。
I/O电路不需要太先进的制程,用成熟制程完全能实现,良率高、成本可控,且不再因高温相互影响;让出来的空间给到存储阵列,不仅单位面积能放入更多的晶体管,每片晶圆的芯片产量也能提升,摊薄芯片的单位成本。
据长江存储官网,传统3D NAND架构中,外围电路约占芯片面积的20%—30%,堆叠到128层甚至更高,外围电路可能会占到芯片整体面积的50%以上。
• (本文参考文献:《像素传奇:从计算机百年成像史到未来视觉帝国》《芯片简史》《刘寅传》《集成电路产业50年回眸》《“909工程”和华虹集团》《芯片战争》《芯事(一)》《芯事(二)》《内存的故事·绪 AI超级周期与中国的雄壮突围》《内存战争》)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责编 顾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