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使唤机器人干活。”睿尔曼智能科技创始人兼CEO郑随兵笑着说这话时，语气很轻，像在讲一个早已想透的道理。
从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到航天系统，再到创业做超轻量仿人机械臂，他走了一条不算短的路：2010年动念，2014年赴航天攻关，2018年创业，2021年9月产品第一次公开亮相。中间隔着三年零九个月，和一间60平米的小公司。
“人家把机器人送上了太空，我们还在讨论零部件国产化”
郑随兵的起点，是一台NASA送上天的手臂机器人。
在北航读书时，他和同门想让中国也有一台具备同样能力的机器人。“那时候一比较特别扎心：人家的机器人上太空了，我们行业里讨论的还是减速器、电机、控制器国产化的事儿。”
扎心很快变成了具体的账单。谐波减速器，当时国内几乎空白，他找日本哈默纳科，一个铁疙瘩报价12000，还不卖——因为北航是军工院校。伺服电机只能买美国科尔摩根，5500一个，“现在做这么一个电机，几十块钱都不到”。高精度编码器想买德国海德汉的高端型号，对方一句“不卖给中国”。
“那不是‘落后’两个字能概括的，是真真切切的卡脖子。”
也正是在这种落差里，他找到了自己的题目：造一台能走进人的环境、和人并肩工作的机器人。不是几吨重的工业大家伙，也不是只会握手挥手的玩具，而是“力量大、体积小、重量轻”——行业里叫功率密度。为此他在2014年去了航天系统，“因为航天对功率密度有极致的要求”。
“三年零九个月，60平米，第一台产品”
2017年，他觉得路径通了。
他拿着方案去讲，讲给同行、讲给投资人，甚至讲给自己的导师。回应大多冷淡。最锋利的一问来自导师：“工业机器人做了几十年都想做轻，凭什么他们做不成，你能做成？”
“我那时候确实只有理论，东西没做出来。但我就是不服。”郑随兵说，“人生短短三万天，他们不行，他们看不懂、不相信，那我来干。”
2018年，睿尔曼成立。他原以为凭在航天积累的计算和方案，很快能出成果。现实是：整整三年零九个月，才做出第一台产品。
“在航天，可以不计成本用最好的设备加工，做一百个有一个好使就行。做企业不行，必须讲经济性，必须在有限资金、有限设备上把东西做出来。”2018年又是资本偏冷的年份，60平米的公司，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磨。
2021年9月，世界机器人大会。没有展台，他们蹭了一个免费展位。疫情之下人流稀少，周边展台常常只有一两个人，睿尔曼的展位却一直站满了人。
“大家不相信这么小的东西能拿5公斤。”他就拎来一只5公斤的哑铃盘，现场让人掂；说速度不行，他当场演示；说精度不行，他做穿刺演示。
那天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专家。看完产品，对方第一件事是给北方某研究所的所长打电话：“我们论证了好几年的东西，被他们做出来了。”
后来这位老专家说过一句话，被郑随兵反复提起：如果没有特斯拉电动汽车走入生活，机器人进入家庭可能晚十到二十年；如果没有睿尔曼这样的机器人走入生活，可能晚五到十年。
“真干活，干真活，不干Demo”
今天行业里最热的是人形机器人——跳舞、跑跳、翻跟头。
郑随兵不做。团队里有人劝，股东里有人劝，他都没点头。
“从第一性原理看，机器人终归是劳动力的延伸，终归要在真实生活里创造价值。情绪价值应该建立在实用价值之上，不可能只有情绪价值。”他算得很实在：动态动作瞬间效果好，但能耗是硬约束，持续时间撑不住。
他也不认为机器人必须长成人形。“产线上的工人本来就是站着不动的。人干活是拿着钳子干，我为什么要造一只手，再让这只手去抓钳子？”在他看来，两个指头、三个指头足够应付多数场景，专业工具本身就是最好的“末端执行器”。
真正的问题不在形态，而在部署成本。“工厂里为什么还是人山人海？因为做一个自动化工作站太贵了。”机器人的价值，是胳膊能灵活动、有脑子会干、加上眼睛和手，把部署成本压到极低。
所以他反复讲一句话：真干活，干真活，不干Demo。
“机器人必须在真实场景里，在干活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有了这些经验才有智能。”他举了个细节：让人把零件吸住往下放，人的手会自然抖一下，保证贴合；在干净的训练场里，这种“抖一下”永远学不出来。油污、脏乱、粘连，这些才是真实的课堂。
今天，睿尔曼在常州的生产现场已有七十多台机器人上岗；北京首家机器人训练场的一百多台机器人，也已经被他全部投放到真实场景里。“我不是不做数据，数据很重要。但数据的基础设施不在实验室，在真实场景。驾校里练不出老司机，更练不出自动驾驶。”
“参数要真，质量要长期作业来检验”
聊到行业风气，郑随兵的语气沉了下来。
他举了一个自己“被迫改参数”的例子：不少企业标称的“有效负载”其实是“最大负载”，两者相差甚远，客户却分不清；臂展一变，额定负载也要变，说明更少。
“第一，参数必须求真。第二，不要花钱买榜单排名，模型好不好，拉出来干活才知道。第三，质量要由长期作业来检验，不是在视频里、在PPT里。”
他正在联合几家企业，准备发出一份行业倡议。“我不想说别人不好，但总得有人把话说出来。”
在他看来，行业最需要的是耐心。“前两年声音很杂，现在开始收敛到真实场景，这是好事。有人觉得行业凉了，我认为不会。”理由很朴素：老龄化在加速，制造业招工越来越难，“让现在的工人上夜班，基本没人愿意”；而对人有危害的、精细重复的、高强度的岗位，本来就该交给机器。
“给未来世界提供动力的单元”
今天的睿尔曼，已不只是卖机械臂。
在关节模组、功率密度这条线上，郑随兵认为自己的产品在可靠性、寿命上仍少有对手；今年初的CES上，80多家参展企业里，有15家的展台上摆着他们的产品，其中一些大展台的整机也由睿尔曼制造。数据业务则走了另一条路：只做高质量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价格是行业里最贵的，“因为头部做基础模型的公司，都离不开这样的数据”。
下一步，他把棋分成两半：一半是硬件基础设施，做未来世界的“动力单元”——自动开合的门、各种形态的胳膊、三头六臂的机器人，动力都来自睿尔曼；另一半是一个独立的新平台“XLOBO”，做劳动力与数据的基础设施，任何品牌的机器人都可以用，把劳动力像数据一样跨区域“传输”过去。
至于上市，他只说了一句：“已经在辅导过程中，这是市场给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会坚定不移往前推。”具体进度，他笑着摆手：“现在还不能说。”
采访快结束时，他把话题又拉回那个最初的念头：别人看不懂、不相信的事，他来做。
“我们想做一个于国、于民、于社会有用的事。”他说，“不枉这三万天。”
笔者手记：一个“航天人”的地面战争
去之前，我对郑随兵的想象是“典型的航天系统出来的创业者”——严谨、克制、说话带三分公式感。见面后发现，前半句对，后半句全错。
他语速不慢，逻辑密度极高，但最让我意外的不是他的表达，而是他的“疼”。三次被打脸，他讲得轻描淡写，甚至带着自嘲，可你仔细听，每一次“打脸”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学费和团队信任的消耗。他没有把创业讲成英雄叙事，反而像在复盘一场场败仗——只不过，他赢在每次败完都还能站起来重新定义问题。
这大概是航天背景给他最深的烙印：不是技术本身，而是“问题定义能力”。在航天系统，一个参数定义错了，上天就是事故；在创业里，一个需求定义错了，烧钱就是慢性自杀。他反复说“真干活、干真活”，听起来像句朴素的大白话，但你放在他三次踩坑的语境里再听，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他花了六年、几千万学费提炼出来的生存哲学——别在假问题上勤奋。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的细节是他对“面子”的态度。航天系统出来的人，某种程度上是被“光环”包裹的，但他主动把光环撕开给人看：产品不行、客户不买、团队动摇。这种坦诚在创始人采访里其实不多见。大多数创业者更愿意讲“高光时刻”，他偏偏把“被打脸”当主线。我猜这不只是性格使然，更是一种刻意的选择——他想用这些“疼”告诉行业：别迷信背景，别神化路径，创业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去魅”。
临走时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航天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是敬畏。但创业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是放下敬畏去干活。”
我想，这篇稿子想传递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文 / 孟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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