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不再崇拜硅谷

不久前，知名媒体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简称CNBC）与青年研究机构“世代研究实验室”（The　Generation　Lab）联合进行了一次调查。他们访问了1088名18至34岁的美国年轻人，并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是否相信那些站在AI浪潮最前沿的企业领袖，会负责任地发展AI？

调查列出了九位科技界的重量级人物——OpenAI的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Meta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特斯拉和xAI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英伟达的黄仁勋（Jensen　Huang）、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a），以及Palantir的亚历克斯·卡普（Alexander　Karp）和彼得·蒂尔（Peter　Thiel）。但没有一位得到了多数受访者的信任。最不受信任的卡普，不信任比例达到81%；即使表现最好的纳德拉，仍有65%的年轻受访者对其表示不信任。与此同时，有45%的受访者认为，AI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只有10%认为它会带来正面影响。

如果仅有这样一个调查，我们当然不能作过度解读。不过，其他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结果。皮尤研究中心从2021年起持续询问美国人对AI究竟是“担忧多于兴奋”，还是“兴奋多于担忧”。2021年，回答“担忧多于兴奋”的仅有31%，到2026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55%。与此同时，在2024年，美国青年人中认为AI会在未来20年中减少就业岗位的比例为61%，今年则上升到了73%。

耐人寻味的是，这群人并不是单纯拒斥AI的科技恐惧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是AI最积极的使用者。皮尤的调查显示，66%的18至29岁美国成年人已经使用过ChatG-PT、Gemini、Copilot等AI聊天机器人；单是ChatGPT，使用比例就达到61%。这意味着，美国正在出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最喜欢使用AI的一代，也正在成为对AI最警惕的一代之一；最熟悉硅谷产品的一群年轻人，却越来越不相信制造这些产品的人。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过去，BAT等互联网大厂曾经是年轻人最为心仪的公司，创立这些公司的企业家更是年轻人心中的偶像。但今天，这些互联网大厂却被不少年轻人斥为“资本剥削人的工具”，一些企业家更被贴上了“资本家”的标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轻人不再崇拜科技企业，不再信任科技企业呢？

要了解当前这场“新卢德运动”，不妨回头看看历史上的卢德运动。

卢德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811年至1816年间的一场英国工人运动。当时，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很多工厂为了节省成本，用机器替代人工，由此造成大量工人的失业和降薪。很多工人对此不满，就起来进行抗争。据说，第一个起来毁坏机器的是一位叫爱德华·卢德（EdwardLudd）的工人，卢德运动因此得名。

在很长时间内，主流叙事一直把卢德主义作为“技术恐惧者”的同义词。他们被描绘为无法理解技术，只会螳臂当车，试图用锤子阻止历史前进的人。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23年，科技作家布赖恩·默钱特（BrianMerchant）在《机器里的血》（BloodintheMachine）一书中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答案。通过梳理大量历史材料，他发现参加卢德运动的人并不是对机器一窍不通的农民，恰恰相反，他们正是英国纺织行业中技术最为熟练的一群工匠。相比于当时的大多数英国人，他们对于机器的性能和用途了解得更深入，也更清楚机器可以带来多大的生产率跃升。因此，他们反对技术，并不来自所谓的“无知”，而是担心机器带来的高生产率正在成为工厂主对付他们的工具。

当工厂主利用机器，把原本需要长期训练的熟练劳动拆解成更简单的工序，用更廉价、训练程度更低的劳动力取代工匠，并借此打破过去的工资、学徒制度和生产规范，那些工匠花费数十年积累的经验就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而工厂主却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了空前的议价权。机器虽然让财富生产变得更加高效，但这些额外财富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而更多流入了新兴资本家和地主手中。也就是说，卢德主义者真正反对的并不是机器本身，而是机器正在参与改变他们与工厂主之间原有的利益关系。

默钱特还指出，卢德主义者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诉诸暴力。很多人曾试图通过请愿、谈判和议会渠道与工厂主达成分享技术成就的协议。有人甚至提出，向采用自动化设备的工厂主征税，用这些钱帮助遭受冲击的劳动者接受重新培训。只是在这些努力失败之后，冲突才演变为机器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把卢德运动称为“以暴动行动进行的集体谈判”（collectivebargainingbyriot），并将其视为合法框架下集体谈判的延续。

历史上，卢德运动最终被暴力镇压。1811年，英国政府将毁坏机器的最高刑罚提高至死刑。在1813年的约克特别审判中，有17名卢德主义者被判处死刑，另有很多人被判处流放殖民地。在这样的高压之下，运动的高峰才逐渐过去。

如果将当前这场“新卢德运动”与历史上的卢德运动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者存在很多共通之处。和当年的卢德主义者一样，如今拒斥科技的年轻人并不是对技术无知的人，他们对技术的不满，更多来自于它带来的现实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就业上。过去，讨论人工智能会不会“抢走工作”，多少还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推演。人们可以争论二十年以后AI究竟会创造更多岗位，还是消灭更多岗位。但对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今年还有没有第一份工作？

很多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通常是相对繁琐、复杂度并不高的智力劳动。年轻程序员要从基础编码、程序调试做起；刚进入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需要检索案例、阅读合同、整理文件。这些“初级工作”并不只是单纯的岗位，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着职业训练的功能。很多真正重要的职业能力，恰恰是在这些看起来并不高级的工作中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是年轻人通向更高职业位置的阶梯。

然而，随着AI技术出现，这些岗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目前已经被大模型和AI智能体接手。更重要的是，在面对AI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时，企业会更偏向于减少招聘，而非辞退有经验的老员工。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的一项新近研究显示，在AI暴露程度较高的职业中，22至25岁年轻人的就业表现明显弱于同龄但AI暴露程度较低的职业；在高AI暴露岗位上，资深员工受到的冲击也远低于年轻人。这些证据表明，AI正在首先冲击年轻人的职业入口，他们的职业上升阶梯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当然，如果把年轻人疏远硅谷的全部原因都归结于“担心AI抢工作”，或许会低估这场变化的深度。今天的年轻人是第一代从童年开始就生活在数字平台中的人，也是第一批完整经历了硅谷产品从“令人惊叹的新工具”变成“无处不在的生活环境”的人。AI并不是硅谷第一次许诺用技术创造美好未来——在这之前，他们已经经历过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推荐算法和注意力经济。

恰恰是这些经验，使他们面对新一轮技术承诺时，比上一代人少了一些天然的乐观。因为，在这些技术的推广过程中，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见识到，当科技巨头自身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企业往往会选择前者。算法成瘾、隐私泄露、青少年心理健康受损等问题，也让年轻人越来越意识到，一项被迅速普及的新技术，其成本未必会由制造它的人承担。科技大佬头上的光环，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被消耗。

比如，就在几天之前，Meta刚刚与美国47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等达成了一项规模最高约171亿美元的和解，以解决围绕脸书和Instagram青少年安全问题的诉讼。原告指控Meta在设计产品时故意引入成瘾机制，在明知年轻用户可能遭受心理伤害的情况下，仍未充分采取措施。虽然Meta并未对这些指控认罪，但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证据早已让许多年轻人对Meta祛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恐怕很难再去认同Meta对于AI或其他新技术的鼓吹。

与此同时，一些硅谷“思想家”甚至发展出一套被称作“加速主义”的价值观，将不顾一切代价追求技术进步最大化包装为正义本身，而将对此有异议者斥为对技术无知之人，把对技术的监管视为阻碍技术发展的保守行为。这些观点同样很难得到年轻人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人对硅谷科技企业和科技大佬们的看法逐步发生了变化。

如果年轻人对AI的不信任并不单纯来自无知，而是来自就业、收入、隐私和生活方式受到的真实冲击，那么解决这种不信任，显然不能只靠科技公司反复告诉他们“技术进步最终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对于一个担心第一份工作正在减少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二十年后的生产率红利很难抵消眼前的不安。而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则更容易引发年轻人的反感。要平息年轻人对于科技公司和新技术的不满，更有效的办法，是让他们参与到新技术相关规则的制定当中，并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好处。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关于“商谈”的思想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在讨论现代社会的合法性时，哈贝马斯曾强调，一项规则之所以能够被普遍接受，不能只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宣布它正确，也不能只因为专家证明它有效。受到规则影响的人，应当有机会通过公共讨论进入规则形成的过程。换句话说，人们不仅应该是规则的接受者，也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规则的共同制定者。现代商谈民主理论因此把参与和公开论证本身看作制度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这个道理放到AI时代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一家企业准备大规模用AI改变生产流程，那些可能被改变岗位的员工也应该知道企业准备怎样使用AI，哪些岗位会受到影响，生产率提高以后收益怎样分配。如果一所学校准备普遍引入生成式AI，教师和学生也不应只在新规则公布以后被告知如何执行。如果一个地区要建设大型数据中心，当地居民关心的电力、水资源、税收和就业问题，同样应该成为项目决策的一部分。商谈并不意味着所有人拥有否决权，更不意味着每一次技术创新都要经过漫长的全民表决。它真正解决的是：技术带来的收益如何分配、损失如何承担，不能永远只由一方说了算。

技术史上其实不乏这样的经验。例如，经常被用来论证监管会阻碍创新的英国“红旗法案”，就比通常讲述的故事复杂得多。1865年的《机车法》规定，道路上的机械动力车辆至少需要三人操作，其中一人必须提前步行，并携带红旗警告其他道路使用者；车速也被限制在乡村每小时4英里、城镇每小时2英里。在今天看来，这些规定无疑严苛得近乎荒谬。

然而，如果回到当时的具体情境，就会发现这部法案规范的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汽车，而是一种原始的蒸汽汽车。这类汽车特别笨重，经常损坏当时主要供马车行驶的道路；蒸汽动力也十分危险，使用时可能发生事故。因此，当时有大量居民和道路所有者向地方政府和内政部请愿，要求制定限制法案。

一些议员最初提出限制车辆行驶时间、设置专用道路等办法，但由于限制过强而被放弃。后来那些被视为“荒唐”的条款，其实是在几经博弈之后才敲定的。从用车人的角度看，要求有人举红旗在前开道确实多此一举，但对一般行人而言，却可以降低风险；限制速度也能减少事故和车辆对道路的损坏。通过请愿、讨论和立法，各方主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寻求最大公约数。

回顾这段历史，“红旗法案”告诉我们的，其实并不只是一个“监管阻碍创新”的故事。恰恰相反，它也是一个如何解决技术发展过程中利益冲突的例子。通过引入某种商谈机制，让各利益主体在一个框架下发表意见、相互博弈，最终形成一套或许后来看来并不那么聪明的规则，也可能是一种智慧。如果制度长期只偏向新技术的一方，允许他们以进步之名让其他利益主体承担技术变迁的代价，长此以往，就可能引发无法解决的冲突，最终，卢德分子的铁锤就可能砸向这些新兴的技术。

技术进步当然需要空间，但社会接受技术同样需要理由。很多时候，对利益作出适当调和，看起来似乎减慢了技术前进的速度，实际上却是在为它铺设一条更长、更平稳的道路。真正成熟的技术社会，不是让机器毫无阻力地向前冲，而是在一次次争论、妥协和修订中，让技术发展的速度逐渐与社会能够承受的速度相适应。从这个角度看，要让年轻人重拾对硅谷科技企业的信心，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让那些科技大佬站出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尊重技术进步，而是给他们一个商谈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诉求、争取自己的利益。

结语

四十年前，苹果让一个年轻女子拿着铁锤砸向“老大哥”的屏幕，年轻观众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挥锤的人，而硅谷站在她身后。今天，一部分年轻人重新拾起“卢德主义者”这个名字时，那些曾被年轻人崇拜的科技企业却成为了铁锤所指向的对象。这一切确实颇为令人玩味。

今天年轻人对AI表现出的不信任，并不只是简单的技术焦虑。恰恰因为他们是最早、最频繁使用这些工具的一代，他们才最先感受到就业入口收窄、职业路径变化以及数字技术深入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把这些疑虑简单斥为无知、保守，或者用一种科技至上的姿态告诉他们“你们只是没有理解进步”，既不能消除不安，也无法解决技术变革中真实存在的利益冲突。

真正有用的，并不是要求年轻人无条件接受技术，而是让他们进入关于技术如何使用、成本如何承担、收益如何分享的讨论之中。商谈、妥协和不断修订规则看似笨拙，却能减少更剧烈的反弹，让创新获得更稳定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想要避免新卢德主义者的锤子，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个商谈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