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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以非约束合作推动AI落地

更新 2026-11-18洞见全球正文 4879字阅读约 16分钟5 张图片

规则还在拉锯,技术扩散等得起吗?监管分歧难解,新兴技术就只能止步不前吗?2026 年深圳 APEC 会议以自愿、非约束性合作作答:在硬规则之外搭建合规接口、降低应用门槛,让技术红利不必苦等规则统一,便能跨越差异、惠及更多企业与劳动者。本文系《洞见全球》栏目与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推出的APEC系列深度解读稿件中的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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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0月,科技巨头 Meta 原定生效的一项商业账户新条款在欧洲紧急刹停。围绕网页数据抓取与人工智能训练的合规边界,挪威法院应上百家媒体申请发出临时禁令,英国反垄断机构紧随其后启动调查,迫使该公司宣布暂缓推行新规。在算力与模型快速迭代之外,各国围绕数据、竞争与安全的强约束监管,已成为决定新技术能否顺利投入商业运营的关键变量。当跨国规则摩擦频繁改写企业的业务节奏,深圳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达成的合作共识,展现了一条尤为可贵的路径,即在各国政策分歧短期难以消除的现实下,以有限承诺组织广泛参与,让技术红利的扩散不必坐等顶层规则的统一。

这条路径背后,是 APEC 独特的合作方式。不同于依靠条约义务运作的国际机制,APEC 不设统一立法权,也不直接干预成员的国内政策,合作依靠协商一致、自愿参与和非约束性承诺推进。面对出口管制、安全审查或强制合规等触及各国核心政策考量的议题,它不去强求各方改写监管边界,也不试图替代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贸易与数字协定,而是把重心放在各成员都有迫切需求的务实领域。

这一合作重心,恰恰契合新兴技术落地生根的现实规律。每一轮技术变革都包含两条并行线索。一条围绕前沿突破与安全边界展开,促使各国收紧关键环节的管控。另一条则关乎技术如何进入日常生产,决定更多企业和劳动者能否真正用上新技术。前沿创新往往集中在少数企业和经济体手中,但生产率与就业的普遍改善,离不开知识、技能和应用经验的广泛扩散。对大多数企业和劳动者而言,新技术带来的是机会还是冲击,既取决于应用成本能否承受,也取决于技能能否跟上岗位变化。这些现实课题等不起跨国规则分歧的消除,单靠风险管控或统一协定也无法自动解决。在保留政策差异的同时,帮助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先把应用门槛降下来,正是非约束性合作能够发挥所长的空间。

01 不靠统一立法的合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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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国监管口径不一的现实下,APEC 推动技术与经贸联通的重要抓手,是开发一套不以修改各国国内法为前提、却能跨法域对接的合规与互操作工具。在本周举行的深圳领导人会议周上,各方围绕数据隐私、信任机制与技术标准持续推进治理协同,审议了中方提出的《2027—2030 年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并核准无纸贸易卓越中心工作计划,重点打通电子提单、海关人工智能应用与数字贸易系统的互操作。据 APEC 研究测算,仅实现贸易单证数字化,就有望将跨境交易成本降低 5.8%。

这类合规工具之所以强调自愿与弹性,是因为在监管基础悬殊的亚太地区,强求整齐划一的规则,本身就会把许多成员挡在合作门外。同一套合规标准,对拥有成熟监管体系和专业团队的经济体或许顺理成章,对还在补足基础条件的成员却意味着高昂的实施成本。APEC 较低的初始承诺,让各方得以从自身具备条件的事项起步,通过培训、技术援助和同行学习积累经验,把能力差距变成合作要解决的问题,而非参与合作的先决门槛。更进一步看,成员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监管能力上,也体现在现行法律的口径上。不把统一立法当作前提,恰恰让跨国业务得以在制度差异中先行搭建操作接口。

跨境数据流动便是一个典型场景。客户资料传到境外后能否继续得到妥善保护,是数字企业跨国经营绕不开的合规考题。面对各成员隐私立法的差异,APEC 没有把统一法律作为前提,而是在 2011 年推出了跨境隐私规则(CBPR)自愿认证框架。经济体自主决定是否加入,各自国内法继续适用。企业自愿申请认证,围绕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保护接受审查,使数据传输双方有了一套可核对的共同标准。

有了这套共同标准,各成员便能按自身节奏分步跟进,将其与本国监管相衔接。以新加坡为例,该国于 2018 年加入这一框架,次年开始由本地机构开展认证,到 2020 年进一步明确,符合条件的境外接收方若持有 CBPR 认证,即可作为其履行相应数据保护义务的合规依据。无须苦等各国隐私立法趋同,区域层面的非约束性框架一经嵌入国内法制,便转化成了企业在业务层面可直接调用的合规工具。

一旦在业务中跑通,这套机制的生命力便不再局限于 APEC 内部。2025 年 6 月,另行管理的全球 CBPR 认证体系启动,延续了原有的制度框架,韩国此前已获 APEC 认证的 12 家企业直接转入新体系。这类商业隐私认证聚焦于参与经济体之间的日常合规衔接,并不涉及国家安全审查等主权事项,却清晰展现了区域协商的孵化功能。一项在自愿合作中打磨成熟的操作方案,可以被部分参与者继续采用并推向更大范围。观察 APEC 的长期贡献,除了看当期达成的合作共识,也在于它培育出了多少可供后续复用的制度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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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强约束之外的议程空间

除了在操作层面搭建合规接口,APEC 的另一项核心功能,是运用共同倡议、政策对话与能力建设等软性工具,在强约束条约和主权监管边界之外,先行锁定各方都能受益的探索性议程。本次深圳会议周期间,各方在推进《APEC 人工智能倡议(2026—2030)》的基础上,重点审议了中方关于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促进民生的声明提案,呼吁推动人工智能在医疗、教育、能源等领域扩大应用并防止数字鸿沟扩大,同时围绕亚太自贸区长远目标部署政策研究与技术合作,帮助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参与高标准经贸安排。

这些探索性议程与合作工具之所以往往需要先在软性机制中孵化,根源在于不同合作任务所处的阶段不同,对约束力的要求也不同。已经谈妥的市场准入条件,必须配有明确的法律义务和履约保障,企业才有稳定预期去安排长期投资。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许多难题,目前仍处于摸索可行办法的阶段。监管者还在观察技术如何演进,企业在试探合规边界,不同经济体也在评估哪些治理经验适合自身。在这些领域,若一开始就索要一步到位的硬承诺,要么迫使尚未准备好的成员退出讨论,要么只能把议程压缩到极少数最容易达成一致的空泛原则。APEC 允许成员先参与探索、再按条件采纳成果,保留了更宽的参与入口。待实践经验成熟,各方既可将其转化为国内政策,也可据此推进更深入的国际安排。硬规则负责锁定可预期的权利义务,协商机制负责拓宽能够共同推进的议程,两者各司其职,分别对应成熟规则执行与新兴议题探索的合作需求。

即便在大国技术博弈不断收紧安全边界的领域,这种探索空间依然存在。2025 年 4 月,美国政府要求英伟达对华出口 H20 芯片须获许可;受相关需求缩减影响,该公司当季即因过剩库存与采购义务计提了 45 亿美元费用。出口管制将政策摩擦直接写进了企业的经营账本,划定了特定硬件交易的红线,却并未消除下游企业围绕模型评估、部署适配与人员培训等应用环节的现实需求。APEC 的作用空间,正在于在既有约束之下,把合作议程细化到各方仍有共同需求的具体任务。

围绕这些具体任务,中美也在通过不同的合作方案争取区域议程的塑造权。白宫公布的 2025 年 8 月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级会议相关预备讲稿,推介了涵盖芯片、服务器、云服务、模型与行业应用的整套美国人工智能出口方案,表示愿视需要动用贷款、担保、可行性研究等联邦金融工具予以支持,并明确表态支持开源与开放权重模型。同年 11 月,中国在 APEC 领导人会议上则倡议深化开源技术合作,表示愿同各成员提升人工智能素养,弥合亚太数字与人工智能鸿沟。可见,双方的差异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开放与封闭,而在于如何将各自的技术与产业优势转化为区域合作议题。在 APEC 的自愿合作框架下,议程影响力无法靠单方强推获得;谁的方案能帮其他成员降低应用成本、积累本土能力,并留出自主选择的空间,谁的主张才更容易凝聚成各方愿意响应的共同议程。

不过,这种议程竞争能否真正沉淀为合作成果,还要看实打实的资源投向。当各国的政治注意力、专业人才和财政资金持续向硬规则博弈集中,政策试验、技能培训和技术协调等基础工作就可能因投入不足而萎缩。一旦如此,受损的不只是 APEC 的机制影响力,还有那些规则尚未定型、却直接关系新技术能否走向普及的合作窗口。当顶层规则谈判一时难以突破时,如何把有限的合作资源精准投向企业与劳动者最迫切的落地环节,便成了区域技术合作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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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规则拉锯中的务实成果

在现实市场中,跨国技术连接往往比顶层规则谈判走得更快,却也把新兴技术走向普及的真正卡点暴露得更加清楚。以人工智能为例,早在 2025 年 1 月,微软便在旗下云平台与 GitHub 的模型目录中上线了中国企业开发的 DeepSeek R1,方便开发者在线比对模型表现、测试部署并调用接口。中国团队研发前沿模型、美国平台提供云端集成,企业间的商业合作为新技术走向应用打开了窗口。但技术供给触手可及,并不等于广大企业和劳动者都能顺畅用出成效;任何新兴技术要从研发端真正进入日常生产,都绕不开应用成本、技能更新与基础设施这几道现实门槛。

今年由中国担任东道主的一系列 APEC 专业部长级会议,正是沿着这条从技术触达到产业落地的链条给出了务实回应。这几场会议先搁置一时难解的顶层规则分歧,逐个拆解阻碍技术落地的现实瓶颈。7 月的成都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级声明便将两项原则放进了同一框架,一边明确承认各成员自主选择数字与人工智能治理路径,一边鼓励向中小微企业推广价格可负担、易于部署的数字产品和解决方案。对准备引入人工智能的中小企业而言,买得起软件往往只是第一步,后续的业务流程改造与内部培训同样决定这笔投入能否产生回报。声明因此一并纳入了自愿经验分享、人员培训和技术援助。尊重监管差异与改善企业应用条件并行不悖,使各方无须坐等规则统一,就能围绕企业最迫切的经营需求先行合作。

企业跨过应用门槛之后,紧跟着面对的就是内部岗位分工与用工需求的重塑。9 月南京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达成的人工智能就业附件,顺势把合作延伸到了劳动力市场一端,重点推进识别岗位任务变化,更新职业分类与标准,预测技能需求,并推动培训课程对接产业实际。人工智能催生的新岗位,并不会自动由原有劳动者无缝接棒。只有缩短职业培训滞后于企业用工变化的时差,才能帮助劳动者掌握新工具,或为跨行业、跨岗位转型做好准备。

无论是企业部署应用还是劳动者更新技能,底层都离不开可靠且可负担的网络与算力支撑。而在不少发展中经济体,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最大障碍并非缺乏需求,而是项目早期风险偏高、难以达到商业资金要求的融资标准。10 月香港财政部长会议提出的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瞄准的正是这一市场摩擦。声明在自愿、非约束的前提下,鼓励公共部门、私人资本与多边开发银行协作,灵活运用项目准备支持、首损担保、风险分担和本币对冲等金融工具,化解早期评估与汇率风险,提升项目的商业可融资性。这一思路的关键,在于用有限的公共与优惠资金分担前端风险,为商业资本顺畅入场创造条件。

从企业采购应用、员工重塑技能到底层设施撬动商业资本,这三项安排共同勾勒出今年 APEC 中国年的议程逻辑。作为东道主,中国推动合作的重心落在找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共同面对的现实账本,将其分解为可按需参与、逐项推进的具体项目。在各国监管取向短期内难以调和的背景下,这种围绕成本、技能与风险分担展开的合作设计,让 APEC 的自愿协商传统精准对接了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

深圳会议之后,这些合作安排要真正转化为企业的生产率与项目的现金流,仍有赖于各成员持续投入配套资源,将其融入本国的政策与市场实践。放眼更长远的周期,大国间的技术竞争会继续影响谁能率先取得前沿突破,而在规则分歧尚存之时先把技术扩散的通道铺开,则关系到这场技术变革能否走出少数领先者的资产负债表,转化为整个亚太地区更广泛的增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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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编辑|Peter、李思远

本文为《洞见全球》栏目“亚太棋局”系列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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