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视角再议字节时间之争

中国互联网，正在进入“字节时间”吗？

这是10月底以来，全网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事件发端于10月26日媒体人秦朔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野村证券数据写道：2026年7月，中国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长Top 50 App里，字节系占40.9%，腾讯系占29.1%；抖音首次超过微信；红果短剧日活1.68亿，超过爱优腾芒四家之和，人均单日观看时长125分钟，按用户总使用时长算，红果已成中国移动互联网第四大App，仅次于抖音、微信和抖音极速版。他据此提出，中国互联网正在进入“字节时间”。

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随后发表回应称该说法“极不严谨”，认为野村只统计了Top 50，没算长尾和PC端，字节系“连二分之一都没到”，并称“字节时间”的提法会对网民带来误导，“互联网竞争激烈，没有哪家公司成为‘中国互联网的xx时间’”。

双方此后展开多轮论辩，广大网民亦随之分化为两个立场鲜明的阵营。

反对“字节时间论”者认为，以红果短剧为突出代表的字节系App其使用时长的快速增加，本质上反映的是大众在当前时代的文娱供需关系之下所自发做出的选择，一方面，大众疲于生计，缺乏真正能由自己支配的休闲娱乐时间，短剧以碎片化方式呼应了这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电影等传统文娱形式长期秉持一种精英立场，在故事主题、价值观等要素上逐渐与大众脱节，而短剧朴素且“草根”的善恶观、正邪观，尤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支持者则认为，从实际使用时长来看，用户花在短视频、短剧上的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如此时长绝非简单一句“碎片化时间”所能解释，而是在算法的诱导下被持续收割注意力，最终不自觉地、超计划地投入时间；其所挤占的不仅是使用其他App的时间，还是原本用于睡眠、陪伴家人、学习充电的时间。此外，短剧需要密集的反转、爆点来吸引用户留存，高密度的信息轰炸在带来“爽感”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侵蚀着用户“慢思考”的能力，甚至有人重提电视娱乐时代的名言“娱乐至死”，以表达对上述现象的忧虑和警惕。

“娱乐至死”这个说法，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它源于媒介批评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85年的代表作《娱乐至死》，在这本书里，波兹曼严厉控诉了电视对受众读写能力的危害，抨击它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

40余年过去，电视文化经历了一轮完整的兴盛和衰退，但这本书的热度伴随着它的争议一起，始终未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从PC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如今的AI时代，凡有“娱乐”处，皆可见到这句论断的魅影。

波兹曼生于1931年，逝于2003年，其最著名的轶事，当是他终身拒绝使用打字机和计算机，坚持在纸上手写书稿。也正因此，不少人视其为激进的技术反对者，并由此将“娱乐至死”理解为一种清教徒式的对现代媒介下的娱乐业的通盘否定。然而，这种评价却是对波兹曼及其著作的一种流于字面的误读：事实上，波兹曼写作本书，并不意在批评电视节目在内容上的娱乐性，他甚至还承认自己也是一个电视迷；他真正想说的，是其作为一种媒介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娱乐至死》第6章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

——《娱乐至死》第11章

想要完整理解波兹曼的思考和警告，需要将“娱乐至死”的概念置于其“媒介批评三部曲”的整体中考虑，特别是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首版于1992年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在这本书里，他的目光从电视时代扩大至人类历史整体，重新解读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化之间历时性的冲突与张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正在进入“技术垄断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下，人将无可避免地、心甘情愿地沦为信息的奴隶、技术的附庸。

波兹曼笔下的“技术垄断”，与今日这场争论中有关市占率的“垄断”，自然不是同一层意义上的“垄断”；但是，恰恰是在理解了“技术垄断”何以可能、何以作用于人之后，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仍在延续的这场争论，其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争议，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美]尼尔·波兹曼著

2026年10月

关于“垄断”，这场论争中存在着一些完全不同的视角。

商业意义上的“垄断”是最易理解的。日活、使用时长，这些互联网产业中常见的用以衡量一款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的术语，为评估一家企业在特定行业中的地位提供了多元的量化指标。无论是支持方举出字节系App的数据，还是反对方以腾讯系App的表现进行反驳，首先都是在商业意义上围绕“垄断”与否展开的攻防。这也是李亮再三强调“互联网竞争激烈”的缘由。

内容意义上的“垄断”则在网民的评论中被反复指涉。他们厌倦娱乐业长期被大资本把持的现状，厌倦娱乐业的供给无法（乃至不屑）匹配其真正需求的“傲慢”。许多人表示，即便没有AI短剧，自己也不愿进入电影院看电影，这是一种对大资本“垄断”内容生产的“无声的反抗”。AI短剧的兴起，首次将影视创作门槛下沉到普通人能够操作、能够承担的水平，同时也让网民的选择能对内容的淘汰与筛选拥有前所未见的直观影响。

技术意义上的“垄断”则首先源自一个共识，即手机本身对我们时间的占用，的确是越来越多了。和电视时代一样，只有在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手机上的时候，注意力本身才会成为有价值的变量。有人对字节系App并不热衷，却发现自己打手游的时长远超其余；有人几乎不用手机娱乐，但每天也要花好几个小时盯着财经App里的一举一动。

财经App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与娱乐App充满了声光的即时强刺激不同，绝大多数财经App都展现为一种冷静、理性、高效的界面和交互风格，以示自己与瞬息万变的投资市场相匹配。它甚至不像娱乐App那样追求用户的持续活跃，只需要用户在必要的时刻（交易日、企业财报、统计文件发布等等）打开浏览即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娱乐至死”的经典误读——即反对娱乐在一切行业内的泛滥——其批判效力显然是沉默而失效的。

但正是在这种沉默中，波兹曼真正的洞见才浮现出来。

在今天，恐怕没有人会觉得跑到证券交易所里看每一只股票的实时股价变化，要比在财经App上更便捷、更准确，也不会有人觉得去银行逐一查阅各理财产品的收益水平，要比在线上购买它们更有效率。这些财经App之所以便捷、有效率，正是因为它们用技术实现了信息集成，替我们节省了思考的时间与决策的成本。投资市场瞬息万变，一秒钟的犹豫，都可能会导致数以万计的损失。

我们开始认为，在技术面前，自己的思考总是有偏差的，自己的决策总是有漏洞的。诚然，“思考有偏差”与“决策有漏洞”都是普遍存在于个体的事实，但当我们将这种偏差与漏洞奠基于技术的完备性上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越来越不愿意脱离技术去收集信息、做出决断，越来越将技术和“机器”的诊断奉为执行的圭臬。

使用财经App的投资者如此，使用各类社交媒体、碰到问题就去搜索的普通用户更是如此。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的我们，就成了波兹曼笔下“技术垄断论”的拥趸：

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技术垄断：文化向大众投降》第3章

这里的“垄断”，是技术对人的认知的垄断，是技术对人类的文化的垄断。我们的心智除了被技术或直接或间接地塑造，别无所知；我们的文化除了那些可以增进技术本身增长的，除了那些可以在技术的条件下被表达的，别无他物。

换句话说，技术成了主体，我们成了安放技术，令其实现和彰显、增益和增殖的客体容器。

波兹曼认为，技术垄断论发轫于20世纪初，其重要标志是泰勒管理体系的问世。这最初是用以管理工业生产的一套原则（讽刺的是，生产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在这一时期狂飙突进），包括：

即使效率不是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

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

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

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

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

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

从生产组织层面上，这些原则似乎并无什么不妥；但对工人个体而言，他们必须抛弃业已习惯了的传统经验法则，转而受命于一套不受自己控制和左右的规章制度；于是，他们就这样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泰勒体系代替了他们的思考。

这与18世纪的工人境遇并不相同。蒸汽时代，技术兴起，工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榨，但他们的主体性仍然保全，有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经验进行生产的“局部自由”；但进入20世纪的“摩登时代”，连这样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人就像卓别林所饰演的那样，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而垄断资本只会嫌弃他们并不是真的“机器”，一旦有可自动化的场景，便想方设法取而代之。

泰勒的著作首次明白地表述了这样一个理念：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享受到最佳的服务。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3章

问题在于，这种“技术垄断论”并不只发生在工厂之内，发生于蓝领工人之上。工人付出劳动力，赚取工资，而劳动力的本质是时间，是被迫聚焦于流水线上的注意力；同样地，在互联网时代，用户同样需要付出时间以赚取娱乐、资讯和利润，他们的注意力，同样是在技术控制之下被有计划地利用。

每一次点击、浏览、停留和回退，都会在技术层面留下痕迹，反过来作为算法自我训练的根据，以期更好地攫取下一轮的注意力；作为整体的人被抽象成离散的一个个行为，“臣服于技艺与技术的统治”。

AI时代，不过是这种模式的汇演；电视时代，也不过是这种模式的彩排。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单从电视娱乐业本身去理解“娱乐至死”。波兹曼所谓“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归根结底在于其单一性——技术垄断了内容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是娱乐的，可以是严肃的，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会将这种被技术塑造出来的形式理解为内容本身所依附的，理解为我们认知的对象本身所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