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AI前线 ，作者：飞野、青和，编辑：四月
“Anthropic，你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发出这句质问的，是曾与Anthropic共同推进加州AI安全立法的Encode首席战略官Nathan Calvin。这位曾经的“同路人”，如今将矛头直指Anthropic私下向美国国会推介的一份37页监管法案草案。
在美国知名新闻媒体《Politico》和路透社披露的草案里，一条规定写道：政府若想叫停危险AI模型，必须证明其可能造成50人以上死亡，或10亿美元损失。
极其讽刺的是，抛出这套“高门槛免责”规则的，恰恰是长期将“AI安全”和“AI伦理”常挂在嘴边的Anthropic（其公司名称翻译过来“关乎人类的”）。
这招彻底引爆了安全圈的怒火。面对多方逼问，CEO达里奥（Dario Amodei）近日紧急发表近2000字长文回应。他承认了草案等三处“处理不当”，却坚决反驳公司背离安全承诺。
为了证明诚意，他甚至首次透露：Anthropic曾将具备强大攻击力的Mythos模型整整压下4个月不发，宁愿牺牲领先优势。
一份原本旨在监管AI风险的草案，为何让最强调安全的明星公司陷入信任危机？这场围绕“50人”数字展开的博弈，背后藏着怎样残酷的商业真相？
“50人伤亡”门槛？
这场争议最早由一篇媒体报道引爆。10月16日，《Politico》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披露，Anthropic正私下向美国国会议员推介一份联邦AI安全立法草案。路透社随后跟进，确认这家长期呼吁加强AI监管的公司，正在尝试将自己的监管主张写进联邦法律。
随后，一份长达37页、暂名为《人工智能评估、治理与事件安全法》（AEGIS Act）的讨论稿在网上流传。它要求大型前沿模型开发者公开风险报告、接受第三方评估，并向政府报告重大安全事件。对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AI模型，还设计了一套由联邦政府申请司法禁令的干预程序。
争议恰恰出在这套程序上。
按照草案，政府若要通过这一机制阻止危险模型发布或使用，必须证明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和紧迫性，且可能造成超过50人死亡或重伤，或1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适用范围还受到风险类型等条件限制。
这个数字并非Anthropic凭空创造。2025年加州通过的《前沿人工智能透明法》（SB 53），同样采用了50人伤亡或10亿美元损失的灾难性风险标准。但两者存在一个重要区别：加州法案主要用这一标准界定企业需要披露、评估的重大风险，而Anthropic参与推动的联邦方案，则进一步将相关标准用于特定模型禁令程序。
这意味着，同样的数字，放在不同监管机制中，产生的法律效果并不相同。更让批评者不满的是，草案不仅设定了风险门槛，还对政府采取行动增加了多重程序约束。诸如，商务部长需要亲自批准相关申请，政府必须说明危险预计何时发生、为什么其他干预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等。
此外，临时禁令最长只有45天，进一步限制了这套紧急干预机制的持续时间。这些设计本身并非没有合理性。AI模型一旦被政府要求停止发布或使用，可能牵涉开发者的商业利益、下游企业的正常运营，以及行政权力被滥用的风险。严格的司法审查，本来就是限制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方式。
另一处争议，则涉及美国各州的监管权。草案提出，在联邦法律覆盖的部分领域，由统一的联邦规则取代州级监管要求。争议在于，其措辞可能限制各州独立暂停模型开发、部署或内部使用的权限。
昔日盟友公开质问
Calvin的身份，让这次批评格外敏感。他是AI安全倡导组织Encode的核心成员。这个规模不大的组织此前深度参与了加州AI安全立法推动工作，而Anthropic同样是SB 53的支持者。
双方过去在加强AI安全监管方面有过共同立场。如今，质疑却来自同一个政策圈子。10月19日，Calvin发表长文，表示此前Anthropic联邦事务负责人Anthony Cimino的解释仍然没有触及自己真正担忧的问题。
随后，他抛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提问：“Anthropic，你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Calvin给出了三种可能：
•一家追求商业回报、让员工和投资者获得巨额财富的科技公司；
•一家真正以AI安全为使命、愿意在必要时放慢技术发展的组织；
•一家首先希望赢得超级智能竞赛、将其他目标置于次要位置的公司。
在他看来，Anthropic过去一年的行为越来越符合第三种描述。为了支撑这一判断，他列出了九项论据。其中包括，据报道Anthropic已经签署超过5000亿美元的算力合作协议，组建自研芯片团队，并持续提高Claude参与内部AI研发的比例。
Calvin援引的数据称，截至今年8月，由Claude主导的AI开发任务占比达到26%，而3月时还是0%。这些投入与研发方式的变化，被他视作Anthropic正在加速冲刺超级智能的直接证据。
但最具争议的，还不是算力投入，而是Anthropic修改了自己此前制定的安全规则。今年2月，Anthropic更新了《负责任扩展政策》（Responsible Scaling Policy，RSP），发布第三版。
此前的政策包含在特定安全条件无法得到满足时，不继续推进相应开发或部署活动的承诺。新版则调整了这些约束的组织方式，更强调风险报告、能力评估和安全路线图。Calvin认为，这意味着Anthropic削弱了原本对自身设立的硬性约束。
他还提到，Anthropic此前在给国会的信中，将Claude未经授权攻击其他系统的行为主要归因于配置问题；白宫相关AI协定签署后，Anthropic方面又说过类似“你不可能以第二名的身份做好安全”的话。
再加上这次引发争议的联邦法案，Calvin认为，Anthropic的实际行动越来越偏离早期对AI安全的承诺。
两天后，达里奥亲自回应。10月21日，这位Anthropic CEO在X上发表近2000词的长文，首先肯定Calvin的调查工作，认为大型AI公司应该接受持续的外部监督。但话锋随即一转：“我不同意你这篇帖子的核心观点。”
对于九项批评，达里奥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
他首先承认，Calvin提出的最后三项问题，本可以处理得更好：一项是Anthropic此前提交给国会、后来撤回的信件；一项是关于“第二名无法做好安全”的公开表述；最后一项就是这份联邦AI监管草案。
他将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政策沟通措辞不够严谨，以及公司快速扩张过程中不同团队之间的信息同步不足。
达里奥强调，Anthropic已经拥有超过5000名员工，各种复杂决策可能导致沟通失误。但他并没有将责任完全推给下属，而是表示：“我是CEO，我负责。”
对于前四项涉及算力、芯片和内部研发的质疑，他态度非常明确：这些是参与前沿AI竞争的正常做法，公司坚持这些决定。因为在达里奥看来，Anthropic从来没有承诺退出AI竞争。
他再次强调了自己多年来坚持的“向上竞赛”（Race to the Top）理念：只有站在最前沿，证明强大的AI模型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开发，才有机会推动整个行业提高安全标准。
换句话说，Calvin担心的是Anthropic为了赢得竞争而放松安全约束；达里奥则认为，如果Anthropic在竞争中落后，就更难推动整个行业重视安全。
两人的分歧由此浮出水面。但达里奥也知道，仅仅强调竞争的重要性，并不足以回应Calvin关于商业利益的质疑。
于是，他拿出另一组证据：九项据称让Anthropic付出了商业代价，却有利于AI安全的决定。
其中包括推动加州SB 53立法、坚持严格的生物安全防护、支持政府获得阻止危险模型发布的权力、限制向中国相关受控实体提供服务，以及承诺将公司5%的股份用于公共利益基金。
而最引人关注的一项，是他披露Anthropic曾主动推迟强大模型Mythos的广泛开放。
按照达里奥的说法，公司在今年2月就已经拥有Mythos级别模型，但由于担心其网络攻击能力被滥用，决定先向少量从事网络防御的合作伙伴开放，直到6月更强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准备就绪，才扩大访问范围。
这相当于将相关模型的广泛开放推迟了约四个月。
达里奥认为，这一决定很可能让Anthropic损失了数月技术领先优势中的相当一部分。作为交换，外部机构获得了更多时间，在具备强大网络攻击能力的AI模型普及之前加固系统。
这也是整篇回应中最有分量的新信息之一。
对于一家竞争激烈、模型领先优势可能以月计的AI公司来说，主动推迟先进模型的大规模开放，确实可能意味着付出不小的商业代价。
但目前，2月便已具备Mythos级模型能力的时间点，以及因此损失多少市场领先优势，主要仍来自达里奥本人的陈述，缺乏独立量化证据。
而且，这项决定能够说明Anthropic至少在某次模型部署中采取了谨慎措施，却不能直接回答联邦草案的法律条款是否合理。
结语
对于Anthropic这样的头部开发商来说，全国统一的监管规则既可能减少不同州法律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影响未来模型开发、部署和商业化的法律成本。对于安全组织而言，最担心的则是另一种结果：联邦法律表面上建立了统一标准，却同时限制地方政府采取更严格措施，而联邦层面的干预权限又不足以有效约束开发者。
Cimino已经表示，Anthropic会修改草案中不够精确的措辞，并重新研究部分争议条款。达里奥也在长文结尾承诺，公司还将进一步说明如何在快速发展的AI竞争中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但截至此次回应，Anthropic尚未公开一份足以全面解决上述争议的修订版法案，也没有明确承诺降低50人伤亡门槛。
对达里奥而言，证明Anthropic重视AI安全，或许不难。难的是，当安全承诺与商业竞争发生真正冲突时，如何让外界相信，公司依然愿意接受严格而有效的约束。至少，这一次争议已经说明：一家AI公司愿不愿意为安全作出牺牲，与它提出的监管规则是否足够严格，是两件必须分别检验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