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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院长戴明:AI正拆掉大学第二道护城河

更新 2026-11-13虎嗅网正文 2078字阅读约 7分钟6 张图片

从哈佛开学演讲到中国专业目录调整:AI时代大学价值与空间面临重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趋势研究组

2026年9的哈佛开学典礼上,哈佛学院院长戴维·戴明对2030届新生说:

高等教育的第二个时代,正在收尾。

第一个时代在1600年代。

约翰·哈佛去世时留下几百册藏书,学校因此得名。那时信息只对极少数人开放,学校的分量几乎能拿书架长度来量。

第二个时代从工业化延续到今天。

知识普及,书不再稀缺,社会开始专业化分工,像饭店里切配、掌勺、收银各管一段。大学的产品从“藏书”换成“专才”:去哈佛,是为了接触全世界最懂某个窄领域的人,这种人稀缺、昂贵,只能当面见。

不过专业化好处和代价都巨大:它把人切进隔绝的现实,共同经验难以形成。

第三个时代是现在。

长期看,AI和其他技术会把专业能力商品化,

像手工菜变成预制菜,超市里人人能拿。

一张文凭

一张文凭同时干三件事。

最底下是人力资本:

你真学会了能换钱的本事,像手里多了把电钻。

往上是信号:

信誉良好的第三方替雇主验过你的本事、智力、毅力,以及能否忍受四年规训,像银行查过你的还款记录。斯彭斯靠这套理论拿了诺贝尔奖。

再往上是俱乐部门票:

你的同学是谁,毕业后能给谁打电话。

AI打得最狠的是第一层。

任何人十分钟就能拿到一份结构完整、引用规范的分析报告,“我会写分析报告”的定价当场就塌了。

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Brynjolfsson团队整理了几百万美国人每月的真实工资记录,看那些“AI暴露岗位”对就业的影响。

22到25岁、在高暴露岗位工作的年轻人,就业人数比“假如跟上低暴露同龄人节奏”应有的水平低约19%。一年前这个缺口是15%,再往前是13%。

但同一岗位,资深员工没有同等缺口:22到25岁的软件开发岗自2022年底掉了约20%,35岁、45岁那几档没掉。

研究者说,下滑集中在依赖“可编码知识”的岗位,就是能写进文档、教科书和标准答案的东西,像菜谱上的克数火候。

资深员工靠默会知识:判断力,踩过坑的直觉。老师傅看一眼汤面泡沫,就知道该不该撇。问他为什么,说不清,但每次都对。

波兰尼有句老话: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说得出来的多。

AI吃掉的,恰好是“说得出来”的那一半。

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直接跨到意会那一层,在那一层之前——你需要大量大量的能写进文档、教科书和标准答案的东西的积累。

后两层是位置性商品,价值来自排序,值钱的是排在前面。

信号含金量下降时,人们照样要信号,只是全挤向还值钱的那几个。

推到底是,会让顶尖学校更贵,中间层学校被击穿。

中国在改菜单

其实全世界哪儿都是这样一个难题。

只不过,面对同一道题,中国出手的位置不同,力度大得多。

2026年4月28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专业,目录扩到13个学科门类、92个专业类、883种专业,首次增设“交叉学科”门类。

新增专业里大量带“AI+”属性:语言智能、智能计算、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

同时,撤销或停招1.22万个,累计调整比例超过30%,2026年当年首次突破10%,排前面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60个、公共事业管理138个、信息与计算科学123个、市场营销104个、产品设计93个。

浙江大学全面修订培养方案:人工智能进通识必修,设“AI+X”微专业学分模块,做18个“未来课堂”试点。

中国不少大学这边属于供给侧调控,像饭店按订单改菜单。

浙江大学未来学习中心参访展示|2026年

哈佛的解题思路是:重新思考“大学是什么”这个问题。

戴明的答案是“变得极端地群居化”,去做技术派不上用场的学习。

群居化,就是把人放进高频相处,让碰撞、争论和共同生活本身成为课程。

他当场反驳马斯克那句“不用上大学,东西网上都有”:这误解了大学是干什么的。

但请注意,

两个答案都成立,因为约束不同。

中国的大学要对就业负责:2026届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为这么多人的去向兜底,最高效的杠杆就是供给侧,关掉没人要的专业,开出有人要的,越快越好。

哈佛的考核表上没有就业率。

因为它守的是稀缺性,商业模式建立在“进不去”上。

稀缺性的来源被技术侵蚀,它就得重新回答自己是什么。

一边调课表,一边调定位,乍看一实一虚。它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次。

知识与空间

如果AI融合进教育,如果大学卖的东西从“内容”迁到“人在一起”,那么物理空间就会剧烈地重新分配。

最先失效的是讲台和大教室。一个人向四百人单向灌可编码知识,被AI替代得最彻底。这是印刷术时代的遗留物,低效、没法个性化,也已经有了更好的方式:Kestin那个49分钟,对面是一整节课。

最难替代的,偏偏是看似“低效”的空间:

实验室、工作室、研讨间、宿舍、走廊、咖啡馆。

谁跟谁吵了一架;谁看见谁在做什么,于是想到了别的;谁在凌晨三点的实验室里,建立了往后二十年的信任。

这是“极端地群居化”的空间版。

而且,如果价值来自“人在一起”,规模就不能无限扩张。

一千人的共同体和五万人的共同体,是两种东西。过去二十年大学城越建越大、生均建筑面积越铺越宽,走的是相反的路。

“极端地群居化”这几个字里,没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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