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根据2025年12月通过、纳入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的《全面外向投资国家安全法》制定的拟议规则制定通知，对外投资安全计划迎来自2025年1月实施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扩围。
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高性能计算与超级计算、高超音速系统，加上部分生物技术，六大领域被纳入一张区分“禁止”与“须申报”的交易管制网。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声称，拟议新规旨在防止受关注国家的竞争对手利用美国投资来开发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
财政部投资安全助理部长克里斯托弗·皮尔克顿（Christopher Pilkerton）也同步表态，拟议法规目的是应对外国对手试图从美国资本中获取关键科技收益时产生的安全风险。
目前，这一草案已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书面意见提交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7日，在此之前，最终规则尚未落定。
约束内容
依据《全面外向投资国家安全法》的法定授权，美国财政部制定了技术参数规范，涉及半导体技术与微电子学、人工智能系统、量子信息技术、高性能计算与超级计算、高超音速系统五大核心领域。
另外，法案还授予财政部长一项自由裁量权，即在与国会相关委员会协商并履行公众通知程序后，可以新增使受关注国家能够实现军事、情报、监控或网络能力的其他前沿技术。
基于此，在此次拟议规则中，贝森特将包括受出口管制病原体工程、生物制造设备、特定高性能功能材料、脑机接口等在内的生物技术直接纳入国家安全审查范围，构成六大管制领域。
除了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一草案的地域适用范围还将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以及委内瑞拉特定政权实体一起列入受关注国家名单。
当然，量子并不是新增领域。在2023年拜登行政令设立的对外投资限制框架中，量子信息技术与半导体、人工智能并列，是三大覆盖领域之一。2024年10月公布的最终规则，已经禁止涉及量子计算机开发、部分关键部件生产，以及特定量子传感和量子通信活动的受涵盖交易。
2025年12月，《全面外向投资国家安全法》通过并纳入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直接将行政令限制上升到国会立法，同时授权财政部扩展技术范围。
同时，此次拟议规则制定通知还需要做的事情是把“量子信息技术”类似的概括性类别拆解成可以执行的技术参数，比如，哪些量子活动属于“禁止技术”，哪些属于“须申报技术”，交易主体如何界定，例外情形如何适用。
这意味着，美国资本在涉及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传感时，合规判断将从“是否涉及量子”升级为“涉及哪一类量子技术、对应哪一档管制层级”。
实施意图
过去几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已经通过出口管制条例（EAR）将高保真度量子芯片、低温放大器、高性能任意波形发生器（AWG）稀释制冷机等列入物项禁运清单。
那么，已经有技术方面的管制措施，为什么还要继续限制资金？
首先是量子科技发展的底层商业逻辑。比如量子计算这样长周期、高资本开支的前沿技术，实验室阶段的原理验证可以靠科研经费，但从几百个物理量子比特向数万个乃至百万比特级容错通用量子计算机演进的工程化阶段，则更需要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PE）。
美国政府在拟议规则中明确指出，限制对外投资不仅是为了切断资金供给，更重要的是切断随同美国资本一起流向受关注国家的“无形利益”。这里的无形利益，主要是指美元基金在注资后提供的战略背书、国际化人才供应、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后续海外上市（IPO）或并购退出通道。
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认为，这些投后赋能比起几千万美元的账面资金更能加速一家量子初创公司跨越工程化死亡谷。
还有一个发展背景是量子领域中美态势的变化。
2026年6月，美国智库SCSP发布《量化竞争：评估量子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报告，指出量子信息科学、工程和技术（QISET）正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战场。美国目前保持着微弱领先优势，但中国的差距持续收窄。
2025年，中国在前10%高被引量子论文比例从此前的水平翻倍至23%左右，美国为35%；中国量子算法相关专利数量是美国的2.5倍；截至2024年底中国在量子技术上的公共支出大约是15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在量子研发上的七年总投资约60亿美元。
最重要的是，量子技术内在的“里程碑突变属性”和“非对称战略价值”。
不同于传统软件或消费电子所谓线性的迭代式变化，量子技术一旦在某个工程节点有所突破，其对国家安全架构的冲击是颠覆性的。
有两个重点场景值得关注。第一个是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一旦建成，可以快速运行Shor算法破解目前全球军事、金融和政务通信广泛使用的RSA、ECC等公钥密码体系，这就是“先收获、后解密”威胁。
第二个是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实战化部署，高精度冷原子干涉陀螺仪能让战略核潜艇和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在完全脱离GPS卫星信号的极端拒止环境下实现长期精准导航，而量子雷达与里德堡原子接收机则可能改写现有的电子战与隐身侦察规则。
还有这一次一并纳入草案的高性能计算（HPC）、人工智能（AI）和量子计算的交叉融合趋势，也就是行业内正在加速推进的“量超智融合”。利用经典超算和AI大模型辅助量子纠错解码、量子线路编译、量子化学模拟，大大降低了早期容错量子计算机的硬件门槛。
美国民主防卫基金会（FDD）资深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评价本次财政部新规草案时表明，资金转移和技术转移一样，都会加速对手军事相关能力的演进。
因此，美国先后出手是已经意识到中国已经建形成从高校科研院所到地方国资孵化平台、再到整机与上游核心部件商业公司的完整内循环雏形。
从2023年出台行政令，到2025年底通过《全面外向投资国家安全法》，即使在中美经贸关税休战期延长至2027年1月的大背景下，美国对量子、半导体、AI与高超音速等硬核领域的资金切割毫不含糊，本质就是要在容错量子计算实现之前实施预防性的战略锁死。
洗牌与重构
如果在年底美国财政部这份拟议规则草案完成意见征询并生效，会对中国量子科技发展产生多大冲击？
最直观的冲击应该是美资的参与度。量子科技具有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在早期阶段，国内量子创业企业因细分赛道对美元基金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若草案生效，进入受限量子技术领域的新增美资路径将大大收紧，存量投资的后续追加也可能出现申报或禁止申报问题。
不过，早在2023年8月第14105号行政命令签署以来，不少主流美元基金的合规法务部门就将中国的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传感项目列为了内部投委会禁区。所以过去几年，在国内头部量子整机和核心组件企业的融资股东名单上，很少能看到美元资本的身影了。
而在产业链和工程化端，新规草案与出口管制的联动，将进一步倒逼国内量子供应链完成全栈国产化替代。
几年前，国内实验室用的稀释制冷机、高精度测控系统几乎都是从国外进口，但到2026年，从无液氦稀释制冷机、低温高密度互连线缆、超低噪声微波放大器，到千比特级测控系统与窄线宽激光器，国内供应商已具备批量交付能力。下游整机厂将订单与验证机会全面转向国内供应商，正在合肥、北京、上海等地加速形成内生闭环。
第三个层面是海外退出的通道被堵死和国际学术人才交流的隐性收紧。
从资本退出路径看，中国量子科技企业以后赴美IPO或被跨国科技巨头并购的可能性基本为零，科创板、北交所以及港交所18C章（特专科技公司上市规则）将成为量子企业走向二级市场的主要通道，且在港股发行时还需严格隔离美国籍基石投资人与承销团的合规风险。
科创板、北交所以及港交所18C章（特专科技公司上市规则）将成为量子企业走向二级市场的主航道，且在港股发行时还需严格隔离美国籍基石投资人与承销团的合规风险。
与此同时，草案对“美国人”采取严厉的属人管辖，因此，那些拥有美国国籍或绿卡的华人科学家、高级工程师以及跨国车企、药企的驻华研发高管，在参与中国量子计算应用生态（如量子化学制药模拟、量子金融算法合作、合资建立联合实验室）时，将面临极高的个人合规审查门槛，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国内量子企业引进海外顶尖工程人才及开展跨国商业验证的摩擦成本。
美国智库SCSP报告认为，未来竞争的关键在于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的速度、在发展低谷期维持投资的能力、如何有效地利用联盟来构建有韧性的量子生态系统。资本管制是第三个变量的工具化，而第一个和第二个变量由中国量子领域自己的节奏决定。
潘建伟院士在2026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通道”曾分享过一段“卡脖子”与“突围”的故事：量子计算关键设备稀释制冷机曾遭全面禁运，团队持续攻关、反复迭代，终于自主研制出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冷量稀释制冷机，支撑了“祖冲之号”系列量子处理器的研制，并取得量子纠错领域“低于阈值、越纠越对”的里程碑式成就。
“这一过程启示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等不来的。”他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自主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就一定能够把‘卡点’转化为发展的‘支点’。”
把“卡点”转化为发展的“支点”放在这里也很合适。虽然卡点的形态一直在变，但逻辑始终没变。
[1]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b0667/?utm_source=chatgpt.com
[2]https://news.cnyes.com/news/id/6636450
[3]http://www.casisd.cas.cn/zkcg/ydkb/kjzcyzxkb/2026/zczxkb202608/202609/t20260917_8284102.html
[4]https://www.hfnl.ustc.edu.cn/2026/0305/c26108a722175/pag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