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卸任英伟达CEO及总裁职务

11月12日，英伟达董事会宣布黄仁勋正式卸任CEO，同时不再担任总裁及董事会成员。

四天前，承认出轨的公开信，成了他卸任前最后的公开动作。从深陷丑闻到被系统彻底切割，只用了四天。过去几年，他凭借算力霸权跃迁至AI行业的绝对C位，成为供应链上最强势的一环。

但在这个由偏执与野心交织的硅谷圈子里，一直存在另一种视角，在冷眼打量着他所建立的算力帝国。

在旧金山肯尼思·雷克思罗斯的8号，能看到一个深锁的黑色铁门，到访者回忆，输入密码234，就能进入里头藏着的一家中式私房菜馆，陈家八桌。黄仁勋和Anthropic的CEO达里奥·阿莫迪在这里第一次见面。

2022年5月，和阿莫迪一同前来的首席计算官出示了一份表格，阐述Anthropic的计算需求，并从性价比的角度，对英伟达GPU和谷歌TPU进行了一番评估。在场人员的事后转述中，这个评估激怒了黄仁勋，转述者用“Angry”形容了黄的反应。

那张斤斤计较的表格，并没让黄仁勋在席间彻底扫兴，他转而对数据中心进行了一番高谈阔论，阿莫迪追问其中细节，但黄仁勋只是反复强调同样的观点，大谈如何建造世界最大数据中心。

“有点像特朗普”，阿莫迪小声地嘀咕说。

阿莫迪在黄仁勋身上捕捉到的是特朗普的身影，一种熟悉的压迫感：一个相信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拒绝进入别人框架的人。这种压迫感解释了餐桌上的分歧，同时也变成了一支2026年的回旋镖。

2026年11月，中期选举的“蓝色浪潮”让国会变天。在特朗普政府为AI发展松绑的激进政策遭遇掣肘之际，更具决定性的一幕随之发生——11月12日，黄仁勋卸任英伟达CEO，同时不再担任总裁及董事会成员。四天前那封承认出轨的公开信，成了他卸任前最后的公开动作。

阿莫迪四年前的窃窃私语，穿透时间，在2026年形成回声。黄仁勋这个曾经主导算力分配的灵魂人物突然离场，投射在他身上的那个影子也随之失去了落点。Anthropic则着手准备IPO，迎接公开市场的审视。

如今回溯，阿莫迪在饭桌上与黄仁勋没有争论，没有进一步纠缠追问，他只是给了一个判断，判断通过时间累计成一种视角：他看着黄仁勋跃迁到AI行业C位、用古典工程师的语言消解AI的“神秘”，并与特朗普的政治议程合流，轻描淡写地定义技术信徒的杞人忧天。

阿莫迪提供的是一种冷眼的视角，而且这种冷眼不是单一的凝视，是一群人的凝视，密不透风，交织成网。

01 "他有点像特朗普"

冷眼切割的并非正邪对立，而是两套无法兼容的语法。

The Information一篇关于阿莫迪的特稿提到一个细节，在Anthropic闭门会议上，一位董事建议阿莫迪效仿大佬们在公关辞令中多使用“魅力攻势”，多宣传AI给人类带去的好处，少讲AI的威胁。阿莫迪当场否决。

黄仁勋才是使用“魅力攻势”的模范，他一直践行这套颇受董事会青睐的公关修辞。但黄仁勋的问题在于他的“魅力攻势”缺乏足够的案例支撑，被追问到词穷后，就开始进入复读状态。比如他高频地引用一个关于放射科医生的案例。他指出放射科医生由于AI技术的介入，人才需求不降反升，这是他在反击AI将会让人们失去工作时的杀手锏。粗略统计，仅仅在2026年有明确记录的场合，这个案例至少被使用过7次。

他之所以反复讲这个案例，是因为这是他“工程语法”中最严丝合缝的一块拼图。在这个逻辑里，AI不会让医生失业，只会让看片子的速度变快，需求被释放，岗位反而增多。他必须把宏大而恐怖的“AI替代人类”，拆解成产能与效率的重新分配。

绝大多数关于AI失控的话题都让黄仁勋恼火，斯蒂芬·威特在撰写《黄仁勋：英伟达之芯》时，对黄仁勋有过这样一次采访，他播放了一段1964年Arthur C. Clarke谈机器将比人思考更快的录音，当黄仁勋听后，“整个人都变了”，威特形容“踩到了地雷”，黄仁勋不想谈AI毁灭工作，他甚至不想继续接受采访，他说：“我觉得你现在是在采访马斯克，而不是在采访我。”威特的理解是，马斯克是科幻驱动，先有愿景再倒推技术。而黄仁勋恰恰相反，他唯一的野心就是让英伟达活下去，他“讨厌科幻小说”。

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单单是安全本身的分歧，还涉及话语权和信仰。但是，谁更想要里头的话语权，谁又执迷于信仰？大佬们可能有自己的看法，通常情况下，人总是和志趣相投的人走得更近，并形成他们自己的圈层。

黄仁勋更想要“AI安全”这个词语背后的什么？他有一整套熟练的话术消解AI威胁论，称AI在2030年前导致人类毁灭的概率是零，他把威胁论者口中的10%灭绝风险，定性为不负责任的捏造。他在各种场合使用一种工程语法，去解读AI威胁论的实操解决方案——指标如何验收、流程如何修复、故障如何排查。他用制造业的词汇，将安全问题进行降维处理。

但令黄仁勋烦恼的是，在他一边搭台子的同时，有人也在一直拆台。阿莫迪就是那个勤奋的麻烦制造者。黄仁勋不遗余力地宣传AI安全，就像是跟在阿莫迪的后面给他“擦屁股”。

Dwarkesh Patel的播客节目明确抓到了这组人物关系。他在今年2月邀请了阿莫迪，对方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根据自己的《技术的青春期》《充满爱意的机器》《大块计算假说》等作品，引经据典外加即兴发挥，滔滔不绝地输出自己对AI的忧虑和恐慌。随后在4月份，黄仁勋被邀请到了演播室。

黄仁勋在整场中脸色古怪，始终泛红。气氛最接近冰点的时刻，出现在Dwarkesh把话题转到对华出口芯片管制的问题时，他先引用了阿莫迪的“核武器”比喻，然后将其升级为“浓缩铀”。黄仁勋反应强烈：“你的立论太极端，这种论调十分幼稚。”他又强调，“芯片不是浓缩铀”。

黄仁勋的脸色在录制中从一种常态的红，变成了一种情绪冲顶的红。他在面对两种挑战，一个是威胁论本身，一个是主持人在输出一种关于“忠诚度测试”的问题。

AI威胁论是黄仁勋在舆论场上需要攻克的一条主线，而关于忠诚和政治化的审视，是一条暗线。在阿莫迪的语境里，AI的威胁不仅在于失控，更在于足够强大的AI落入竞争国手里，将构成对美国的地缘威胁。当黄仁勋极力去解构这种威胁时，潜台词就变成了一种隐晦的指控——你是不是为了卖货，不顾国家安全？问题没有被明说，但指向明显。

关于忠诚的指控，是一个无法自证的困局，别人没有明说，他也不能主动辩解，他总不能对着镜头反复重申自己爱国。面对这条暗线，他只能搁置，把注意力放在主线上，去解构那个根源上的威胁论。

黄仁勋控制不了阿莫迪的嘴。在公开场合，他极少提这个名字，两人即使同台，也多是先后登台，很难看到正面交锋。今年9月29日的白宫午宴是个例外。两人同框，但在镜头前，他们都不是主角，权力属于总统。而在镜头之外，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午宴结束转场罗斯福厅后，黄仁勋当面质问阿莫迪：“不要以为你是危言耸听者就是在做社会公益。我们应该更明智、更成熟、以证据为基础、以科学为依据。”

这个质问中，黄仁勋的语言是委婉的，似乎是富有建设性的，但他垄断了明智、成熟、证据以及科学的定义。

阿莫迪的回答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在特朗普的屋檐下，谁能质问、谁的声音被记录，依据的是特朗普的好恶与亲疏。而且午宴上的座次表也给出了一份佐证——黄仁勋和特朗普坐在一起大腿碰大腿，而阿莫迪坐在离总统足够远的地方。

2022年，阿莫迪在黄仁勋身上见到了特朗普的影子，随口而出一句抱怨的比喻。但在白宫午宴上，人和影子并肩而坐，用一种无声的默契，完成了对阿莫迪的隔离。

今年9月的All-in峰会上，黄仁勋现场接听了特朗普的电话，特朗普在电话里当众说道：“机器人不会接管世界，AI也不会接管世界其他地方，这一切都是骗局。”

黄仁勋自豪地打开免提放给全场，并和总统约好了回头再聊。

02 如果你被圈内人恨至少说明你在圈内

特朗普和黄仁勋的流量与号召力远胜阿莫迪。他们能影响更多人，让更多人知道AI威胁是一种骗局，是能被技术解决的工程问题，在争夺话语权的同时，也在渲染阿莫迪这个AI威胁论旗手的偏执和心怀不轨，证明释放AI威胁论是某种攫取权力的手段。

阿莫迪的屡教不改，和这个行业里的仇恨、偏执、宗教般的执念分不开。同行之间的仇恨挂在嘴边，悬在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的行为里，而那种宗教般的执念，则被白纸黑字地写进了招股书。

Anthropic在他们300多页的招股书中塞入了90多页的风险信息，他们还少见地以七个联合创始人的身份，附了一封联名信放在文件开头，信的核心承诺是公司有时候会选择推进得更慢，以便使系统更安全，即使让他们处于竞争劣势。在招股书中，“金钱”出现了17次，“使命”出现了79次。

招股书中的创始人信，往往有一点艺术表演的成分，创始人会说一些自己不为赚钱，只想交个朋友的话，但Anthropic的“表演”像是一种孤注一掷，奔着最后一舞的孤注一掷，前提是，它真的只是表演。然而，最被感动的观众兴许不是投资者，而是那些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民主党，他们正在源源不断地从Anthropic的招股书中寻找着如何让AI“踩刹车”的灵感。

在黄仁勋的商业解释里，这90多页风险信息不仅疯狂，而且也是一种背叛，对电能和算力的背叛，在他的标准话术里，这是在用定义安全的方式寻求权力，权力与安全的关系成为一种公式，被套用到媒体调查的动机和证据链的构造里，在the Information通过42天走访下属、竞争对手和投资人的过程中；以及《纽约客》历时18个月、采访100多人了解OpenAI初创期始末的文章中，阿莫迪的的确确被多方佐证为了一个并不那么正常的人。他的身上被不断贴上信仰、宗教领袖、祭祀阶层的标签。

他在OpenAI早期便表现出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行为特质。在Anthropic全员会议上他也长期输出自己的愿景，关于AI、政治、战争和人类社会，像是在俯瞰整个世界局势。

甚至，他曾经在OpenAI的章程里塞入一个极其令人费解的“合并与协助”条款，大致意思是，当其他公司找到更安全的AGI路径，OpenAI就该停止竞争，并去帮助那家公司。

这又像是对权力无条件的放弃，亦或是出于自我感动而做出的极致表演。

在OpenAI期间，处理敏感信息时，他会使用完全不连接互联网的电脑来撰写敏感备忘录，写完后，他将文件打印成纸质版，整个过程不碰Google docs、云文档和任何写作软件。一些备忘录连篇累牍地记录着山姆·奥特曼的谎言和他背叛安全承诺，追求商业化上的利欲熏心。最后，阿莫迪带领一批核心骨干，创立Anthropic，与老东家分道扬镳。

对老东家的不满，让Anthropic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凝聚力。奥特曼执掌的OpenAI，就是具体的反面教材。

后来五角大楼要求Anthropic移除Claude两条红线——针对美国人的大规模国内监控、完全自主武器系统；阿莫迪拒绝，称“凭良心无法同意”。良心这种修辞，外人无法把握他是在解释自己，还是在塑造自己。国防部将其列为“供应链风险”，这个风险不是修辞，是耻辱柱，Anthropic成为首家被美国国防部如此认定的美国公司。耻辱柱是明确的代价，所以良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

紧随其后，OpenAI立马填补了Anthropic留下的位置。

而在五角大楼的采购名单上，黄仁勋的英伟达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底座。阿莫迪拒绝的合同，其背后的算力基础设施依然指向英伟达。这构成了两人关系中最冷酷的一面：阿莫迪为了价值观在推掉生意，而黄仁勋的芯片，恰恰是支撑所有AI公司去承接这些生意的物理前提。在这个层面上，黄仁勋甚至不需要发表任何意见，只要他还在供应算力，阿莫迪的拒绝就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奥特曼填补进来，就能赶走良心。

阿莫迪宗教信仰般的执着，也提炼出了一个AI大模型发展伴随始终的问题，对AI安全的担忧，并不是AI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突然出现的，也不是从阿莫迪脑子里突然长出来的，AI忧虑是整个行业的系统性忧虑，存在于行业的肌肉记忆里。

凯文·鲁斯筹备《AGI编年史》时，采访了150多个行业相关者。他发现在这个圈子里的巨头们，既因为AI安全问题集结到了一起，产生共识，与此同时，这个问题又把这些天才和大佬打散，让他们彼此留下记恨。他们全都憎恨对方，阿莫迪恨OpenAI的CEO奥特曼、马斯克恨奥特曼、Google DeepMind联合创始人哈萨比斯恨奥特曼，奥特曼则恨马斯克，同时和阿莫迪互相之间尤为憎恨。

而上述憎恨链中，为什么奥特曼如此遭人恨，正是因为他在安全问题上屡次三番的谎言。

奥特曼处在憎恨的枢纽上，如同黄仁勋处于算力分配的枢纽。所以在这个相互憎恨的纽带里，奥特曼被作者浓墨重彩的描述，黄仁勋只在一些功能性的场景一闪而过。

黄仁勋脱离出一个仇恨的网，也意味着疏离于一个情绪浓度浓烈的圈。他是枢纽，也是外人。

这个圈里有时会衍生出一种极端的组织文化。

今年9月，X上一条关于Anthropic员工离职的消息瞬间蹿红。该员工先后在OpenAI和Anthropic就职，他给出的离职理由是，“这两家公司都没有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它们一心追求自我提升，试图制造出超级智能，同时也在拿我们的生命冒险。”帖子浏览量达到1.75亿，该员工的一则背景是，他主动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股权。

这个被1.75亿人看过的帖子，说明了一个问题，真的有人在用一个可计算的个人代价，给AI的风险后果定价。

03 微服私访的“总统”

AI的安全问题滋生出如此多的矛盾和分歧，但圈内跟黄仁勋对着干的只有阿莫迪。就连奥特曼这时候也变得老实听话。当黄仁勋在X上发布推文，联署25家机构成立“开放安全AI联盟”时，做闭源的OpenAI和谷歌也在后续补签入局。签署不是强迫的，但不签，是有代价的。

只有Anthropic没有签署。从这个联盟的“绑架”性质可以看出，其他人并非不反对黄仁勋，只是选择了沉默和妥协。这是一种精明，也是交际的常识：别惹最强的人。

OpenAI和谷歌的补签，不是因为他们突然热爱开源，而是因为算得清账，不签，就意味着游离在这个庞大的安全生态之外。黄仁勋不仅在发算力的牌，也在发行业标准的牌。

阿莫迪只是那个被看到的“反对者”。这个湾区的圈子里，远不像他们乖乖签署开源联盟时那么和睦。《AGI编年史》作者鲁斯将湾区的关系图谱称之为“敌意之网”。

这些相互憎恨的大佬酝酿了OpenAI的诞生，给AI时代埋下了一颗至关重要的种子，塑造了湾区的格局，眼看着ChatGPT时刻的发生，他们本来应该深知彼此来自哪里，目标又是何处，但最后却控制不了彼此间的诋毁。而黄仁勋在2023年的“降临”，用他的权力形态和工程语法，让这群互相咬的人形成了一种诡异的沉默，他们的獠牙不伸向黄仁勋，只留给彼此。

马斯克可以在X上“随意的开火”，他骂贝索斯是跟屁虫、嘲讽比尔·盖茨对AI理解有限，骂奥特曼是骗子，甚至因为AI威胁论的问题，和扎克伯格从2017年互怼到现在。扎克伯格跟黄仁勋在AI的看法上也没什么不同，两人都笃信技术开放和工程解决，都觉得所谓的“末日风险”不该成为踩刹车的理由。而马斯克一边在X上附和着“减速”的论调，一边把自家的超算集群租给黄仁勋的客户赚算力钱。底层的利益和叙事早就搅在一起，但马斯克能跟黄仁勋坐下来谈笑风生，跟扎克伯格却差点跑到笼子里约架。扎克伯格也和黄仁勋交换了“球衣”，穿上了黄仁勋的黑色皮夹克，黄仁勋则穿上了他的棕色外套，看起来其乐融融。

奥特曼据说也掌握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被OpenAI的前研究员称为“真诚力场（earnestness field）”，他会让别人相信他本人的真诚，然后他所描述的那个现实，也就跟着变得真诚可信了。这套技能为他撒过的谎和得罪过的人立下过战功，但他没在黄仁勋面前展示过这套“真诚力场”。可能黄仁勋至今也没有反应过来自己上没上过当。

他们可以对任何同级别的对手呲出獠牙，因为大家在同一张牌桌上争夺信仰、路线和话语权。但黄仁勋不在牌桌上，他在发牌。面对一个掌握算力交付和产能分配的人，任何话术、真诚力场或公开嘲讽都失去了支点，你不咬他，不是因为怕他，而是因为发现他根本不在你的评价体系里。

巨头之间相互诋毁的那种离心力，在黄仁勋面前，变成了一种向心力。

黄仁勋像一个微服私访的“总统”，他的统治力制造了一种沉默。沉默不仅仅代表了畏惧，沉默也代表了不屑于对分歧的解释，不追求对价值观的对齐。就像在AI威胁论的问题上，没人会去跟黄仁勋解释，自己从看到大模型出生，就带着这种对未来风险的焦虑。没人会因为他在那里用古典技术工程的语言去解释AI，并将威胁论潦草地描述为科幻小说而公开质疑。

就像他们不会跟特朗普争执这个问题一样。

04 皮衣与白发

与马斯克、乔布斯这些科技英雄不同，黄仁勋抵达C位的方式极其特别，在1400多天以前，C位在他头上突然降临，他完成了实质的阶层跃迁，从游戏和科技的模糊地带的一个科技老兵，一下子成为了AI教父。

他的权力形态也与过去的偶像不同，与黄仁勋绑定的词汇是供应、产能、交付，都是极其务实的概念，这也让黄仁勋的人设形象很多时候不被读作“领袖的魅力”，而被读作“基础设施的杠杆”。

杠杆就是一个工具，你可以相信它，但你只能相信它好用，不会当成 Family。它本身就是一种被冷漠凝视的物品，尤其当你发现它是一个进口过来的舶来品，这个漂亮的工具，里面可能还塞了一个窃听器。

黄仁勋也在包装自己的领袖魅力，白头发、皮夹克、这些是符号，让人好记，头发是白色而不是黑色，可能暗含着一种中立，白发是一种世界发色，不是种族发色。皮夹克都是他老婆给他买的，这也让皮夹克意味着什么更好解释了，它是一种忠诚的符号，至少在过去是这个意思。

黄仁勋和妻子洛丽

忠诚和中立，这是一对很矛盾的词汇。可能黄仁勋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或者美国人看他也很矛盾。

丑闻曝光后，黄仁勋明确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但油管上很多主播依然不假思索地认定他的Spy身份，没有一秒钟迟疑，这反映的是一个最基本的认知，甚至是没被说出来过的共识。怀疑早就产生，只是之前缺少一个抓手。

威特在《黄仁勋：英伟达之芯》中强调了一个细节，黄仁勋“真的很害怕公开演讲”，上台前会来回踱步、不停搓手。这个细节被威特拿来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黄仁勋说：“他恨公开演讲，恨接受采访，恨上台做演示。”

这样的人物个性放在创业者和企业家身上并没什么特别，但在此时此刻，黄仁勋的处境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种上台前的恐惧，或许他内心深处并不觉得自己走上的是演讲台，而是一个被告席。无数个目光都在审视着他，审视他的皮衣和白发，审视他的忠诚和中立。

这种审视是结构性的。马斯克在南非出生，20岁才来到美国，在中国做生意，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大骂美国政府，但从来没有人去播客里审问他是否忠诚。而黄仁勋7岁就拿到了美国护照，公司注册在加州，交着天价的税，但他只因在对华出口管制上保持中立，就在演播室里被当成“犯人”一样审问。他的"功能中立"在商业上是无法替代的护城河，但在身份审查面前，却成了无法自证清白的软肋。

对于黄仁勋丑闻，美国商务部自2024年起就开始调查新加坡数据中心公司Megaspeed，怀疑其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英伟达AI芯片经由马来西亚非法转运至中国。这项调查的重心显然不是八卦。它展示了英伟达作为算力枢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黄仁勋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都在被政府暗中进行着“忠诚度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