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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低价电需求下电力系统如何应对

更新 2026-11-16虎嗅网正文 9581字阅读约 30分钟

电力市场、负电价、绿电直连与AI数据中心用电成本的结构性讨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和讯 ,作者:高歌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年,也是电力体制改革的关键年份。

1月,煤电容量电价回收比例由30%提高到不低于50%;“136号文”落地满一年,其差价结算费用开始大规模进入用户电费单;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实施意见》,把“基本建成”的时间点定在2030年;3月,主管部门首次把“新型电力调度体系”列为独立任务。

与此同时,弃电抬升、负电价常态化、新能源装机增速回落——政策的密度和现实的偏离度同时达到高点。

宏观层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2026外滩年会发布研究年度报告《中国经济新范式:动因、趋势与政策含义》,其中对能源的定位是机制性的:“能源革命则通过降低电力成本、扩大清洁能源供给,与AI和先进制造的发展形成互补。”

当能源被放在“增长动因”而不是“成本项”或“保障项”的位置上讨论,意味着能源不再只是要保的、要压的、要补贴的,而是决定AI与先进制造竞争力的生产要素价格。

近日卓尔德(北京)中心首席建模师张树伟与和讯网展开交流,他长期从事电力市场设计、系统运行、可再生能源并网与经济性研究,也做电价形成机制的分解与国际比较。

如果能源是增长极,那么决定这个增长极效率的电力系统治理,就不再是行业内部问题,电力系统需要何种运行逻辑?

以下是交流的文字梳理,有删减:

01

从“保障项”到“增长极”

和讯:2026年的中国电力,是在降低还是在抬高AI与制造业的用电成本?

张树伟:这取决于"降低"与"抬高"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是历史水平,那么它首先是一个核算与比较的问题。尽管目前尚无最新统计数据可供支撑,但我的直觉感受是,2026年用户终端价格相比过去几年——例如疫情之后的2023年至2025年——变化不大。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判断限于"年度尺度"与"总体平均水平"两个层面。

在更小的时间尺度上,近期则面临上涨压力。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今年2月底爆发的美伊冲突所引发的能源价格通胀,已经演变为一个宏观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LNG运输受阻推高气价,带动各国煤电需求反弹,全球煤价随之走高:纽卡斯尔动力煤1—5月均价约为125美元/吨,较2025年高出约18%。

国内同样出现了供给冲击。今年5月重大矿难之后的安全检查,使国内煤炭产量明显下降,山西地区尤为突出。2026年10月以来,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持续维持在1000元/吨以上。

其市场背景在于,我国煤炭的边际供应来自进口,因此不可避免受到国际价格传导的影响,进而作用于下游发电的"影子价格"。与此同时,宏观层面的管制也已从2025年下半年的"管理过剩"转向"管理稀缺":前者以能源局限产文件为标志,即《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组织开展煤矿生产情况核查促进煤炭供应平稳有序的通知》;后者则以10月16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加快煤矿复产增产保供工作推进会为标志。目前发电批发价格水平存在明显的上涨压力。这是过去几年中并不存在的一个因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量,是系统运行费的大幅上涨,这一上涨是2024年、2025年趋势的延续。它之所以在2026年之前没有凸显,原因在于同期发电批发价格——特别是年度中长期合同之外的部分——明显下降(约20%),从而抵消了这部分上涨。

终端电价中的其他构成,包括税费负担与输配加价,则没有显著变化。从终端用户视角看,如果大部分用电量已通过提前一年签订的长期合同锁定价格,那么在短期内——即下一个合同重谈周期到来之前——用电成本并不会发生变化。

当然,以上是整个宏观图景。在微观层面,并不排除存在与宏观形态不同的特定情况。例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数据中心:蒙西是独立电网,允许数据中心与电厂"直供",并规避输配电价,到户电价约为0.35元/千瓦时,约为北京等地区的一半,也低于大部分地区。

近期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售电公司"身上。广西是最近被曝光的微观案例:9家央企售电公司联名请示称,1—8月全区售电行业亏损超过20亿元,全年亏损可能超过50亿元。

但其中的区别需要细化。这9家均为发电央企下属的售电子公司。它们向本集团电厂购买的中长期电量,电厂多赚的部分正是售电公司亏损的部分,属于集团内部的"会计转移";其在现货市场上的亏损,逻辑上也有(很大)部分被本集团电厂高价售电所对冲。亏损究竟来源于激进的风险(不)管理策略、过高的企业内部购电价格,还是过高的中长期头寸比例,仍需进一步聚焦分析。

总体来看,近期煤炭价格与系统运行费用带来了上涨压力,而新能源降低边际发电成本的作用依然存在。对AI与制造业而言,未来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同时获得低成本、稳定且可预期的电力供应。

如果这一问题被作为理论问题提出——相较于"一个没有这么多AI数据中心需求的电力世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价格究竟是下降还是上升——那么它就是一个单一因素的反事实比较问题。相关因素包括:这些数据中心的新增需求是否引发了新的投资(美国显然如此)?这些投资在多广的范围内被摊销?资本利用率是上升还是下降?对此并不存在一个相对一致的答案。

美国2019年至2024年的案例可供参考:北达科他州的数据中心呈爆发式增长,电力需求激增近40%,但经通胀调整后的电价下降了约3美分/千瓦时(约合人民币0.2元/千瓦时)。作为美国数据中心枢纽之一的弗吉尼亚州,电力需求增长14%,电价下降1美分/千瓦时,基本原因在于电网利用率的提升。反例则是加利福尼亚州:尽管需求下降了几个百分点,电价却上涨了6美分/千瓦时以上。其上涨并非源于发电与输送环节(可变成本),而是来自固定成本,其中约四成是山火防治相关的电网开支。

这或许能够说明并非新的投资,就一定意味着需要涨价。这一点在我国关于绿电直连的讨论中、以及电网备用费如何匡算的逻辑里,仍然存在模糊之处——将"总体多花钱"与"单位成本究竟上升还是下降"相混杂的情形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聚焦分析。

和讯: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807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同期风光发电量19333亿千瓦时,增量占全社会新增用电量的64%;9月底风光装机20.1亿千瓦。增量几乎全部由新能源满足了。那么衡量这个“增长极”的质量,应该看度电成本,还是看系统总成本?两者现在的走势是同一个方向吗?

张树伟:我未必准确理解了这一问题的真正关切,先把两个层次分开来说。

第一个层次是电力系统的资本成本结构。我国电力系统年投资规模在2万亿元量级,这意味着系统资本成本(即所形成的资产总量)必然是逐年增加的,即使考虑折旧因素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存量概念。此外,输配电成本实行管制定价,而燃料成本与运行维护成本则随市场环境和要素投入成本的变化而变化。

与此同时,整个"电力盘子"仍在不断扩大:2023年至2025年年均增长约6%,2026年前三季度扩张3.9%。因此,单位成本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发电量增长更快,还是相应的投资增长更快。

而度电成本与价格"应该如何"变化以及"会如何"变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从"实然"看,目前的电力相关价格,特别是中长期合同价格与电网输配价格,都处在"以成本倒推长期价格、并将其适用于每一个短期"的管制思路之下,并不存在自动更新机制。如果没有行政层面的触发,现实中的价格就不会发生变化。当然,这也意味着价格已不再承担供需平衡的功能,而需要在"管理稀缺"与"管理过剩"之间不断变换角色。

从"应然"看,系统总成本在不断增加,但从长期成本回收的角度,度电成本应当上升还是下降,主要仍是资本摊销与可变投入成本(主要是燃料市场环境)的问题。

如前所述,在当前时点上,由于燃料投入价格上行,度电成本存在上涨压力;同时,系统运行费的上涨预期,也在推高度电成本。

至于两者的"走势",并不存在单调的、趋势性的结论。当然,这仍取决于观察期有多长。

和讯:如果能源是增长极,电力系统的产出就不只是"电",还包括可靠性与灵活性。这两样东西现在怎么定价?由谁买单?

张树伟:如果按这个框架来提问,我的回答必须分成两个视角:一个是电力经济学的标准框架,一个是微观控制论。两者的思维方式与优化目标存在诸多区别。

在电力经济学的视角上,定价的基本原则无非两条:按照长期成本定价(适用于非竞争情形),或者按照"避免的成本"定价(适用于竞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影子价格"。

可靠性是一种系统总体价值,但如果物理上的供给资源足以满足总体需求,并且价格能够反映影子价格(包括稀缺时段的高价),发电者就存在足够的激励去发电,从而保证充足性,并不需要额外的支付。

灵活性也类似,竞争可以解决大部分的灵活性问题。比如在低谷时段供给过多(例如受最小出力约束),如果竞价无法获得市场份额,相关机组就有激励尽量退出,从而帮助系统实现平衡。

因此,在一个"完全"的市场里,"由谁买单"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可靠性与灵活性这两个因素而单独存在:用户通过能量电价(energy price)买单。

但我猜测,这个问题的真正关切是:如果竞争并不完全(如美国部分市场存在的问题),或者缺乏能量市场的完全竞争(如我国各省情况,程度不一),那么系统平衡的协调工作量就无法通过"市场"实现激励相容,而需要额外且可观的支付或补偿。

当前不断膨胀的"系统运行费",正是为此买单。其中,煤电容量电费、抽水蓄能容量电费基本由用户承担。例如,2026年起,煤电容量电价的回收比例由30%提高到不低于50%。

调峰补偿还有一些更细的层次:过去它主要在发电企业之间分摊,实际上是新能源在给煤电付钱。2023年上半年,全国辅助服务费用为278亿元,其中调峰补偿占60%,火电拿走了其中的91.4%。所以,此前存在由下一代机组“买单”的情况。

从控制论的视角与思维看(例如一个光伏加储能系统的微观控制),通常存在"常态"与"非常态"的区分。如何设定这个"常态",从哪里开始划线,就显得很重要。如果一台100万千瓦的煤电机组,"常态"被设定为满负荷(或者其他某个稳定水平,比如60%),那么低于这一水平的运行就属于"非常态",也就必须为它的额外付出或额外服务。

如果整个系统的经济效率没有提升,那么这部分额外成本需要"消化"的渠道——不是发电商,就是用户,或者由第三方支付实现社会化。所以,回到"这两样东西现在如何定价"这个问题:是的,我国的方式倾向于控制论方式,目前越来越多地依靠行政安排和专项补偿来解决电力系统的平衡问题。这些安排在保障系统运行方面有其必要性,但如果缺少充分的竞争性价格发现,就容易出现补偿标准与真实系统价值相脱节的问题。

02

市场化:愿景与实际

和讯:2026年上半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72.07GW,同比下降约66%。在“增长极”的叙事里,装机为什么会出现下滑?这是市场信号,还是政策参数变化的结果?

张树伟: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做逻辑分析,但很难充分证实并观察到完整的因果链。我倾向于把可能的影响因素逐条列出。

第一是抢装透支。2025年136号文"新老划断"造成的抢装,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2025年上半年装机212GW,同比增长107%,构成了异常高的基数(中国光伏行业协会,2026年7月,上半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基数本身就已经把2026年的同比压低了很大一部分。

第二是收益率下降。"厚度不足"的现货市场(特别是山东,有50%的煤电都在市场之外;部分省份则仍在物理执行中长期合同,见注4),以及弃光上升(风电、光伏利用率自2026年3月起不再逐月公布,相当于"熔断"),都造成光伏收益率大幅下降。

第三是机制电价的参数。2026批次的机制电价竞价中,部分省份出清价"过低",项目内部收益率普遍跌破央企6%—6.5%的投资红线;有的省份还把新建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剔除出机制电价范围(山东、河南、广西、江西、安徽)。

第四是央企退出光伏。央企在国资委的"指挥"下退出光伏产业(据内部交流信息,应受访者要求匿名),也是一个巨大的因素:央企资产负债率存在70%的重点监管红线,2025年大唐发电、三峡能源已经突破;国家电投在一年内转让了近40家新能源公司的股权(第一财经,2026年4月;36氪,2026年5月)。

第五是土地约束。光伏巨大的土地需求,在东部地区也日益成为一个约束性因素。

第六是接入点困难。在西部,由于电网稀疏、集中式项目容量巨大,接入点困难的问题可能同样存在(此为推测)。10月出台的《关于推动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国能发电力〔2026〕69号),把"新能源直接接入近区公用煤电机组、协同送出"列为第一类场景,可以看作对这一约束的事后回应——即开放既有煤电机组的接入点。

如果给一个简单答案:以上因素都有影响。如果非要回答"是市场信号还是政策参数",那么上述因素大部分属于政策参数:新老划断的时点、机制电价的竞价规则、分布式光伏退出机制电价、国资考核。唯一靠近市场信号的,是现货低价与20%以上的弃电;但这一信号本身,又被市场之外的煤电开机所扭曲。

和讯: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已经达到72.5%,超过2030年70%的目标。这个数字能证明市场化在推进吗?如果不能,原因是什么?应该换成什么指标?

张树伟:"市场化交易"这一提法在语义上具有误导性:它把市场的覆盖率与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混为一谈。因此,这个数字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

这个比例的跳升,更像是一次口径更新与重新归类。其口径似乎是:除保障性电量与自发自用电量之外,其余全部归为"通过市场实现"。2025年这一比例为64%(国家能源局,2026年1月,2025年电力市场交易数据;中电联,2026年,一季度市场交易数据)。比例上升并不是因为市场突然变得更加"成熟",而是因为136号文把新能源全部"划入"了市场。

事实上,这类交易面临的行政约束依然众多,包括关门时间、强制带曲线、价格上下限限制、签约比例等。以签约比例为例,要求用户年度中长期签约电量不低于上年用电量的80%,并通过后续交易保证不低于90%(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历年《关于做好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的通知》)。而风光的新定价机制,无论是价格水平还是保障数量("机制电量"),都具有行政安排的特点。

"市场化"现在的含义,似乎只要供需双方有一个形式上像市场的场所、见面签一份合同,就算数。若这也可以称为"市场化",那么对"什么是市场"的理解,我个人认为过于宽泛了。更精确的概念表述是:"行政主导下的拟态市场交易"。

把标准稍微收紧一点,这些都不能算市场化。因为它并不是供需双方基于"自愿"避险原则自主签订的。比如强制带曲线,等于给自己"未来埋雷"——提前很长的时间确定了自己具体的功率出力。部分省份还要求分时定价,这同样没有必要:在两小时合同电量相同的情况下,"1小时免费用电加1小时1元"与"两小时各0.5元"是等价的,强行要求分时安排缺乏对市场主体理性的尊重。

从认识论视角看,市场化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如何衡量,可以有三个相对容易观察的功能性指标。

指标一:交易中心无从知晓的电量交易占多大比例?映射到欧美市场,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OTC)。顺带提一句,前述广西交易中心对售电公司损益的了解程度,已经到了令人吃惊而且没有必要的地步——售电公司的购电价格与售电价格,本应是企业的核心机密。

指标二:有多少时段的物理平衡是由价格直接完成的(即市场配置资源),又有多少是靠修改后的调度指令完成的?比如在出现负电价的时候,很多现货市场其实供需并不平衡、并未出清,需要调度进行额外的直接干预。

指标三: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程度——交易量、交易时段、合同曲线与风险管理,是否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

和讯:2025年山东有接近1500个小时电价是负的,超过全年的六分之一;德国只有570小时。可山东的风光发电占比不到25%,德国超过45%。新能源更少的地方,负电价反而更多,为什么?

张树伟:我国的负电价在主要市场频繁且剧烈。这不是一个“国外也有、国内就正常”的问题,也必须超越“供给太多了”的另外一种描述。

需要提示的是:不要用大模型工具(LLM)来建立认识。大模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复述行业大而化之的说法("新能源太多了")。训练数据中只要混入极少量的错误信息,就足以系统性地改变模型的输出。

原因可分多个层次分别是:

直接原因:过多供给追求过少需求,而相当多的供给(煤电)属于市场外开机安排(out-of-market commitment),而开机组合(unit-commitment)在部分时间可能也存在进一步优化空间。

中间原因:供需不平衡的时候,市场价格算法的设置。部分市场采用"罚因子"放松供需平衡约束,而罚因子约束的影子价格,直接决定负电价的水平。如果存在过紧的上下限,这种水平又会被"限价"直接截断(山东的情况)。2025年,山东触及地板价的时长占全年运行时长的13%(新浪财经,2026-09)。这是用调度指令取代了市场出清的功能。

深层原因:市场高度割裂,市场外开机安排过多,不同市场间难以真正流动,导致现货市场作为“剩余市场”被压缩至极限,厚度不足,从而价格在需求偏离“常态”后迅速变得极端,失去弹性。

(我们中心汇总了6个省份最近年份的持续负荷曲线与价格曲线的形态,如需进一步阅读,可联系contact@draworld.org,在非商业用途中自由使用。)

03

AI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网

和讯:“十五五”还要新建15回特高压直流,在AI时代,如果一条线只能在“送绿电”和“送得稳”之间选一个,你会选哪个?现在的规则实际上选了哪个?

张树伟:对于东部用户来讲,电都是一样"绿"的,不存在给电力划成分,乃至“溯源”的必要。东部并不需要稳定的外来电,它只需要高峰电力。没有任何一个可靠性高的电力系统,会依靠少数几条点对点的直流线路来主要满足本地需求。

实际目前起作用的规则,名义上选了"绿"(煤电占比大部分在70%),实际上选了"稳"(资本摊销需要)。"十四五"要求新建特高压通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但实际上,很多通道远未达到:2022年,灵绍、祁韶通道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只有20%和15%。即使是新建的"绿电通道",也要配套煤电:宁夏—湖南工程配套光伏900万千瓦、风电400万千瓦,同时配了464万千瓦支撑煤电。

截至目前,实际起作用的规则仍旧是以"基荷"为主,兼具“财政刺激”功能,拉动全社会投资。

和讯:有一种测算说,AI数据中心的电费占运营成本的比例,反而比传统数据中心低——因为GPU太贵、折旧太快,电费被稀释了。如果是这样,“电价决定AI竞争力”是不是被夸大了?真正卡脖子的是什么?

张树伟: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先把时间尺度界定清楚,“什么时候”。回答取决于我们谈论的是"现状"、"短期内的变化",还是"超长期的可能性"。

现状上,会计成本思维还算准确:电费只占AI数据中心全成本的5%-10%左右;服务器(芯片)一项就占六成。在当前典型AI数据中心的全生命周期成本中,电费占比相对有限。但电力接入能力、供电可靠性和建设周期可能构成比电价更重要的约束。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数据中心面临接入速度的限制时,储能+光伏、天然气、核电站,甚至废弃的煤电厂,都可以拿来供电。IT企业对这个相比GPU、人力、训练费用的小项,成本不敏感。

真正卡脖子的,现状是算力。相比芯片,特别是高性能芯片,电不是约束因素。这决定了,我国与美国AI的技术路线可能会日益存在区别。我国是用一些规模适当的模型,做一些更实用的应用,将AI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与此同时,我国的模型大部分是开源的,从而潜在可以获得更大的生态广度与普及度。

从成本效率视角,我国AI发展的优势在于:模型侧的广义能效,规模适当的模型,产生一个token消耗的能量电力(kWh/token)更少,而不是单位电力成本更低。这种追求也不存在价值上的必要性;以及狭义的人效,人力成本低。

短期内的变化:可能性范围大大扩展: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同意:未来几年的可能性范围大大扩展了,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技术:算法效率的提升、芯片路线的竞争、出口管制的松紧,都可能在几年内改变"芯片贵、电便宜"这个相对价格关系。地缘政治:美国是否会加速衰落?AI的巨量投资,到底是一场新的革命,还是另外一个泡沫?部分公众与就业群体对AI技术的抗拒是否阻止,至少延缓技术的毁灭式替代时刻?

这些问题的不同可能性,对应着迥异的电力需求和电价情景。我无法预知未来。

超长期:我基本同意"能源决定AI竞争力":如果世界的本质是信息,那么能源无足轻重。这正是DeepMind创始人哈萨比斯的世界观:信息比物质和能量更基本;

如果世界的本质是能量,那么芯片昂贵就只是个短期现象。芯片终究会变成"标准品",低廉产品。一个量级类比想象的例子:如今灯泡已经很便宜,照明的成本几乎就是电费,其历史成本,在不到200年的时间下降了3400倍,到一定阶段,有能源就有足够算力,就能完成任何复杂计算。那时,决定AI竞争力的就是能源成本。

更进一步,即使世界的本质是信息,处理信息也要付出能量:只要计算中有信息被擦除,每擦除1比特信息,至少要消耗kT·ln2的能量。

所以从最长时间尺度看,两种世界观都会走到同一个结论:在一个熵增的世界中,算力最终受可用能源约束,而其他约束可能没有那么紧。

和讯:现在很多数据中心在谈“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甚至自己建电源,背后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张树伟:这个问题回到了复杂现实。我的主观看法与猜测是:除了电力接入/成本管理/可靠性/业务整合的经济动机,这包含企业在现实世界生存的能力思维。如果把问题限制在我国地理范围,狭义经济账似乎算不过来。

政策规定,绿电直连项目应照常缴纳输配电费、系统运行费用、政策性交叉补贴、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各地不得违规减免。如果"过网费"一分不少,直连的成本优势所剩无几。如果存在抢着做,或许动机不在省钱。

和讯:“十五五”电网投资超过5万亿,配电网投资占比将超过一半,这个转向意味着什么?

张树伟:只能说:过去也差不多一半。2024年,11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投资3194亿元,占电网投资的52.5%;2025年3218亿元,占比约50%。

官方给的"十五五"口径是配网占六成,比例上升约10个百分点。所以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微调。

当然,好消息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要"组织开展电力系统设计工作,优化加强电网主网架"。这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重要战略选择:我国的电网到底(应该)是何种拓扑结构?

过去的电网,存在诸多固定流向的大型单向管道,并不具有网络应有的"互济"”联网"功能,形成了一种"轴辐式"(hub-and-spoke)体系,存在本质性的脆弱性。

未来电网需要在局部可靠性、区域互济能力、潮流可控性和建设成本之间寻找更合理的结构,如你提及,"十五五"新增投产15回特高压直流,按每回800万千瓦计,约1.2亿千瓦;同期互济工程只提升互济能力约4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2026-06-26,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单向管道仍是互联互济的三倍。

和讯:对于电力市场的发展,你有什么建议?

张树伟:电力部门天然是内循环部门,但是其治理与发展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建议回归"厂网一体化、经济调度"的电力体系。

原因在于过去30年,特别是自2015年第二轮电力改革启动以来,已经明显显示出,狭义上的"电改"(即类似欧美的竞争性电力市场体系)是异常困难的(可行性问题)。清洁低碳、安全高效,长期来看,离开了高效这个目标,其他目标也会失去实现基础。而高效,对于这样一个中观部门(而不是整个宏观经济),并不一定需要"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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