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明德战略对话（2026）。近年来，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重塑人类社会，成为驱动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是现在最热门的词汇，各行各业都“言必谈人工智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及其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2024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202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部署产业发展、消费提质等六大重点行动；2026年10月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场景应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等。
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是明确的，取得的成绩也很明显。
产业规模方面，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相关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均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
技术实力方面，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已占全球六成，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来自中国，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位处世界第一梯队。
应用落地方面，“人工智能+”正在生产、生活各领域全场景释放效能。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人工智能正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多数人的“日常帮手”。这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是相关政策推动的结果。
第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在肯定机遇和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深层次挑战，这些挑战具有全球性、系统性，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一是技术自身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就业、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个热词——“恩格斯停顿”，即技术革命在促使人均收入增长的同时，实际工资却几乎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流向普通劳动者，而是大量集聚在了资本方。
因此，在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时，也要避免出现新时期的“恩格斯停顿”。这一现象在美国和欧洲也引起了一定重视。例如，标普500指数前十大公司（以AI巨头为主）已占市值近四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全球约四成就业岗位深受人工智能冲击。斯坦福人工智能研究所政策研究员玛丽埃特·沙克（Marietje Schaake）在《科技政变：如何从硅谷手中拯救民主》（In The Tech Coup: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Silicon Valley）中警示，技术对传统政治结构、经济平等和财富分配带来的挑战。
二是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工具化”“安全化”导致的因素。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视为大国博弈工具，采取“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排他性策略，人为割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个别国家大力遏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从硬件到软件，从单一技术到系统性生态。此外，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算力供给、人才储备、技术主权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如果治理失序，人工智能领域可能出现新的历史不公。
第三，中美欧加强相关合作责无旁贷。面对共同挑战，中美欧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三支核心力量，理应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对话合作，共同构建公正合理、开放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中美欧各有所长，互补性强。美国在基础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相对领先；欧洲在规则制定、伦理框架、数据保护等方面走在前列；中国具备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完整产业体系和快速工程化能力等优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三方如果能各展所长、协同发力，就能产生“1+1+1>3”的效应。
尤为重要的是，中美欧应共同承担大国责任，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建设多个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希望今后中美欧作为主要力量，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让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