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11月19日),Anthropic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股价经历了大涨后大幅回撤。按完全稀释口径计算,收盘市值约为1.8万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跻身全球市值前十上市公司。
美股全线跳水,这家成立六年的AI公司依然拿到了历史级估值,也让Dario Amodei成了当下最受瞩目的科技创始人。
热衷兜售末日焦虑,转身做起万亿生意。外界对Dario Amodei的观感向来复杂,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位如今对中国科技界严防死守的创始人,当年走出象牙塔后的第 一份工作,恰恰是在百度。
第 一份工作在百度
Dario Amodei出生于旧金山一个普通家庭,父亲靠制作皮具维生,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妹妹Daniela后来成为他共同创办Anthropic的搭档。
少年时Dario是标准的数理尖子,先去加州理工学院读物理,后转学至斯坦福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又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因父亲患病离世,自己也经历抗癌,他将科研重心转向生物物理学,并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做了三年博士后,埋头研究肿瘤蛋白,希望更早发现转移性癌细胞。
转折发生在2014年,移动互联网竞争正酣,百度决定杀入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成立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SVAIL),由斯坦福大学教授吴恩达带队,开始招兵买马。彼时SVAIL群星云集:日后执掌苹果AI的Adam Coates、从英伟达挖来专家Bryan Catanzaro、Gregory Diamos,皆在麾下。
伯乐正是Gregory Diamos,他偶然看到了Dario在斯坦福写的代码,认定这是个顶 尖程序员,力荐团队破格录用。2014年,Dario离开象牙塔,以研究科学家的身份进入百度SVAIL。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在SVAIL,Dario一头扎进语音识别项目Deep Speech 2。彼时行业主流仍是死磕算法,半路出家的他冒出一个念头:延长训练时间、扩充更多数据,机器能不能听得更准?
2015年底,Deep Speech 2论文公布,34位作者按姓氏字母排序,Dario列于首位。仅普通话识别系统,团队便投入了9400小时语音数据。结果出人意料,随着模型、数据与算力同步放大,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并未停滞或剧烈波动,而是沿着一条平滑、稳定的曲线一路攀升。
那正是日后被奉为AI时代金科玉律的“缩放定律(Scaling Laws)”的早期雏形。同年底,Dario离开百度,随后辗转加入OpenAI。
后来的故事,人们都知道了。在OpenAI,他主导GPT-2与GPT-3研发,参与奠定RLHF基础,并于2020年作为核心作者发表《Scaling Laws for Neural Language Models》,正式为这一规律命名。年底,因与萨姆·奥特曼在商业化节奏与安全理念上分道扬镳,他带着妹妹和几名核心研究员出走,创立Anthropic。
多年以后,Dario并未回避这段百度往事。回溯起点时,他坦承自己对“缩放定律”的着迷,最早便始于在百度与吴恩达团队共事的那年。他甚至将实验里一次次具体的研发震撼,形容为“几乎就像一场化学反应”。
只是谁也没料到,百度实验室萌生的技术直觉,日后会撑起一家万亿市值公司。
封号狂魔
Dario留给外界太多复杂的印象。
他极度热衷从宏大命题谈起,动辄万字长文里讨论技术失控、文明前途以及人类该如何与更强大的智能共处,也习惯给出紧迫的危机时间表。2025年他便预言,未来一至五年,AI可能让半数入门级白领岗位消失。
但这种居高临下的恐吓营销,引起业界不满。“把AI说得如此危险,仿佛只有Anthropic才该做这件事。”黄仁勋曾公开表示,自己几乎不同意Dario说的每一件事。
很快Dario回敬了狠话:“这是我听过最离谱的谎言。”他反驳黄仁勋称,希望同行也能采用类似的安全措施。只是,这番辩白并未完全打消外界的疑虑。
此后,硅谷投资人David Sacks也指责Anthropic借助贩卖恐惧来游说监管,试图让规则成为保护大公司、挤压创业者的工具。
就在Anthropic上市前夕,硅谷近百位AI领域的顶 尖研究者、企业创始人和科学家却联合发表了一份名为《厌恶Anthropic声明》(The MisAnthropic Statement)的公开信,公开反对这家公司。
如果说言语上的交锋还只是立场之争,那么落到具体行动上,理想主义叙事与现实之间的双标,显得格外刺眼。
比如激起群愤的毁书事件。一桩版权集体诉讼披露了颇为荒诞的一面:除了从盗版书库下载海量电子书,Anthropic还曾买下数百万册二手实体书,裁掉书脊、逐页扫描,然后将书本粉碎销毁。最终公司掏出15亿美元达成和解,创下美国版权史纪录。
此外,Anthropic指控DeepSeek、月之暗面和MiniMax动用约2.4万个虚假账号,对Claude实施“工业级蒸馏”,结果在开发者社区引来一边倒的群嘲。马斯克的回怼尤为辛辣:“他们怎么敢用Anthropic从程序员那里偷来的东西?”
这种强硬立场同样在内部引发了裂痕。曾参与Claude 3.7至4.5研发的清华物理系特奖得主姚顺宇,便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创始人的言论,愤然离职转投Google DeepMind,并在博客中直言这占了离职原因的40%。
回到用户日常体验里,严苛的地区限制与频频封禁令人不胜其烦。久而久之,评论区总会冒出一句带着戏谑的追问:“在百度工作那年,到底对封号狂魔做了什么?”
这句玩笑甚至传到了大洋彼岸。彭博社主持人干脆替网友当面发问,那段百度工作经历是否影响了他后来的立场。Dario直接否认:“其实并没有。”
没人得知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敲钟之后
争议归争议,Anthropic已经站上了牌桌中央。
过去两年,对手还在消费级市场缠斗,Claude凭着在代码和复杂推理上的口碑,悄然接管了全球开发者的工作流,也拿下了最有付费意愿的企业市场。从OpenAI出走的挑战者,如今已有了“AI新王”的声势。
只是,登基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
现如今,营收增速、毛利率、算力成本……一切都要拆解进财报。大模型从来不是轻资产的生意,每一次能力跃迁,背后都是高昂的训练与推理成本。华尔街很快会追问:这门生意,究竟什么时候能真正自己造血?
更现实的压力来自同行。OpenAI与谷歌持续迭代产品,开源模型则为企业提供了更多选择。模型领 先之外,价格、稳定性和与现有业务的适配程度,也会影响客户的采购决定。
这不只是Anthropic一家的难题,或许是整个AI战事的拐点。就在敲钟前一周,Dario的老东家也在讨论这件事。
最近李彦宏在百度世界大会上,转述了企业负责人向他提出的困惑。“为什么我的Token花费越来越多,但是收入和利润不见涨?”
由此,李彦宏提出人工智能的下一幕是“智能组织”。在他的判断里,企业需要围绕AI重新安排分工与协作,让智能体进入具体业务,使数据和经验在流程中积累。工具带来的个人效率提升,还需要通过组织调整,转化为企业的经营成果。
“百度的产品你可以不用,但李彦宏的战略你一定要听。”这句调侃一再被提起。
喧嚣终会散去。技术跃迁总能令人惊艳,但真正漫长的,是它落进现实的每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