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9月，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工业技术与生产能力的输出者转变。随着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跃升，以及中国科技在部分领域从追赶走向领先，有分析预言，中国或将迎来持续数十年的“创新井喷时代”。然而，实现科技领先，“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不可或缺。而这不仅取决于科研投入，更涉及科研评价与人才培养机制的深层改革。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接受广东教育出版社大众出版事业部总监、《南方智库》策划人周莉专访，就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基础科研与技术转化、高校及人才评价改革，以及人工智能时代年轻人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等问题分享看法。
【内容聚焦】
1.“三驾马车”如何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2.高校分类改革为何契合基础科研与应用技术转化的不同规律？
3.基础科研为何需要兴趣驱动与“耐心考核”？
4.人才评价如何破除“帽子工厂”、推动大学“拆墙”？
5.AI时代，年轻人如何通过主动融入时代减少不确定性？
郑永年教授接受广东教育出版社大众出版事业部总监周莉专访。图源：广东教育出版社
郑永年：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需要科技创新“三驾马车”协同发力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推动高校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定位分类发展和评价，改变“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评价方式。10月21日，两办又出台《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进一步强调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郑永年教授指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需要形成协同发展的“三驾马车”，而高校分类发展恰好契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不同环节，将为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支撑。
周莉：郑老师您好，我是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也是《南方智库》这本书的策划人。您在书中有一篇文章（《以“三驾马车”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谈到以“三驾马车”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指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应当协同发力。其中，您专门提到，基础科研的核心主体应当是大学和研究机构。
《南方智库》集刊是广东学术集刊矩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每年出版2辑，由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李宜航担任主编。2026年《南方智库》第2辑收录了郑永年教授《以“三驾马车”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文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校分类改革的消息，今后中国高校将不再按照“985”“211”来划分，而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类。这与您在书中关于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观点不谋而合。想听听您对这两方面的看法。
郑永年： 这个问题就是要回答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问题。我们提出“三驾马车”，实际上就是要回答：新质生产力从何而来？答案实际上就是技术进步。
我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中等技术陷阱”（《解放日报》｜郑永年：以“新三驾马车”超越“中等技术陷阱”），学术界已经讨论了几年。世界银行此前提出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00多个国家中，只有不到20个成为发达经济体，其他很多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很难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最早提出这个思路时，就是想研究，为什么这些经济体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为了发达经济体，但其他国家，无论是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尽管曾经有一段时期经济发展得很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我以前在东南亚工作，对此也有直接的感受。所以，我发现，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产业升级，就很难成为发达经济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技术进步从何而来？这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问题。
后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我们的思路也与之相契合。近年来，国家文件也把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放在一起进行表述和部署。这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我们作为智库，确实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
“三驾马车”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发展经验的总结。美国经济学教科书讲的往往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强调政府不要干预，让市场决定一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都不是按照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来发展的。
美国的国父之一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当时奉行的就是重商主义，强调保护本国企业。现在，美国经常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技术”，但如果回顾那段历史，就会发现美国当年也大量“偷”英国的技术。因为技术本身就是要扩散的。当本国市场趋于饱和以后，技术就需要走向其他国家。这也是我们刚才讨论全球化、国际化的原因。
所以，我们总结了前几次工业化和产业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协同发展的“三驾马车”架构。其中，应用技术转化又与基础科研紧密联系。真正的基础科研，最早是在德国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大学主要出现在英国等国家，后来德国的大学发展起来，并开始与产业结合，开展基础科研，培养了很多科学家。像爱因斯坦，以及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从事的都是基础科研工作，而且基本上都在大学。
我举个例子。现在华为做的5G，其基础科研阶段的一个想法，最初只是一篇学术论文，并不是华为自己提出来的，而是一位外国教授发表的论文。基础科研从0到1，产生一个想法非常重要。但这个想法还必须转化为应用技术，实现应用技术从0到1的突破。此后，从1到100，就需要大量的技术转化。再往下，就是技能人才、工匠发挥作用，不断把产品和技术做得更好。从1到N、到100、到1000，需要大量的工匠和技能人才。所以，我个人认为，新的高校分类是非常科学的，与世界范围内工业和产业发展的规律完全契合。
2018年7月26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深圳向5G极化码（Polar码）发现者、土耳其教授埃尔达尔·阿里坎（Erdal Arikan）颁发奖牌。图源：华为
郑永年：基础科研应由兴趣驱动，学术评价需要“耐心考核”
今年7月，数学家王虹获得菲尔兹奖，10月15日又获2026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值得关注的是，她任职的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并不以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评价学者。此前，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也表示，学校不以影响因子评价教师，不实行逐年科研考核。两者都强调为科研人员提供长期且自由的探索空间。在郑永年教授看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厘清基础科研的定位，改变过度依赖论文数量和年度考核的评价方式，以更加长期的评价机制支持原创性突破。
周莉： 刚才您谈到“三驾马车”中的基础科研，认为其核心主体主要是大学和科研机构，而且基础科研更多是由兴趣和自由驱动，而非资本驱动。
这让我想到最近的两个案例。一个是获得菲尔兹奖的王虹教授，她任职的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并不以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另一个是西湖大学，施一公校长此前也提到，学校不以论文影响因子来评价教师。结合您的观点，以及接下来高校分类改革的方向，您认为，应该如何进一步明确基础科研与应用技术转化的定位？又可以从哪些方面率先实现突破？
郑永年： 首先，这个问题还是要放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
当前，中国还有很多概念没有厘清，“科技创新”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应当有所区分。科学就是纯科学，像爱因斯坦的研究、王虹的数学研究，都属于科学的范畴。西方称之为“科学发现”（scientific discovery），科学的核心在于发现，而技术则重在创新。例如，印刷术的发明，或者制造业不断改进产品设计，把一个杯子做得越来越漂亮，这些都属于技术创新。
基础科研在大学中非常重要。我们通常认为，科研需要大量资金，但实际上，很多科学家即使生活穷困，因为他们的研究主要由兴趣驱动。比如你刚才提到的王虹，她16岁时就曾发表文章，并从中感受到数学之美。这完全是一种科学体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类似宗教的精神体验。很多基础科学研究就是由这样的兴趣驱动的。
王虹在高中时期写下的作文《数学之美》。图源：新华社
所以，基础科研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不一定需要很多资金，关键在于研究者本身的兴趣。这跟我们做学问一样，即使生活再穷困，只要有兴趣，还是愿意继续研究。但我们要分清楚，应用技术转化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比如任正非先生推动5G概念转化为实际应用，投入了多少资金？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基础科研作出更加精细的定义。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与美国、德国等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有关部门科研目录中所界定的很多“基础科研”，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科研，而是应用技术端的基础科研。也就是说，我们对基础科研的定义范围还是太宽泛了。很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都来源于基础科研。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一定要重视基础科研，也需要一批从事基础科研的研究型大学。
但是，研究型大学内部也存在不同类型。美国很多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斯坦福大学也是如此，但其中的科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出于个人兴趣的基础科研，比如王虹等数学家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一些与汽车等具体产业应用没有直接关系的基础科研。另一种则是应用技术端的基础科研，比如斯坦福大学现在开展的很多研究。这两者需要进一步区分。一方面，完全由兴趣驱动的基础科研，并不需要投入大量资本，更多依靠的是研究者的智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多人从事应用技术端的科研工作，这对中国尤其重要。
因为从论文发表数量来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早就是一个“论文大国”，但这些论文的成果转化率却非常低。很多人写论文，就是为了发表论文。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写论文跟做科研不能画等号。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学生和科研人员，因为有关部门的考核标准要求每年都进行考核，这就很麻烦。以文科为例，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个真正好的idea？如果要求研究者每年都提出新的想法，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科研评价体系需要去官僚化。中央提出了“耐心资本”，强调资本要有耐心。那么，为什么学术界不能提出“耐心考核”呢？科研考核同样需要耐心，应当适当延长评价周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进行一场非常激进的变革，否则最终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郑永年：人才评价不能只看“帽子”，大学更要“拆墙”
郑永年教授认为，当前人才评价仍然过度偏重学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可。中国并不缺乏人才，真正需要改革的是人才认定和资源分配机制。
周莉：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人才评价问题。现在很多地方仍然通过绩效指标（KPI）、年度考核以及各种人才“帽子”来评价人才。这种评价体系往往偏重学术型人才，却忽视了技能型人才，尤其是“工匠人才”。
前几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选手参加了比赛。中国代表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广东的表现尤其突出。据报道，广东17名参赛选手全部获奖，奖牌数和金牌数均位居全国第一。所以，我想请教您，为什么广东能够形成这样的土壤，让技能人才不断涌现？
9月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斩获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其中，广东获得13金1铜及2个优胜奖。
但我觉得，回到刚才谈的人才认定问题。尽管现在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我们平时讨论的仍然主要是学术型人才。技能人才即使技术水平再高，也很难获得那些人才“帽子”，最多可能获得劳动模范之类的荣誉，这是另一类“帽子”。
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帽子工厂”真的需要改革。中国“两会”上都提出要治理人才“帽子”问题，但实际上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除了人才“帽子”，还有各种年龄限制。比如一些地方的人才认定，年龄超过规定标准，就无法获得相应资格。我们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了，人才评价标准也不统一。有些现象很荒唐，明明是实践型教授、实践型人才，却仍然要求他们发表学术论文。
所以，我希望教育部和国家有关部门能够真正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中国并不缺乏人才，可以说人才遍地都是。广东经济发展良好，各类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这些都有利于人才成长。但体制机制仍然需要改革，否则就会继续遏制人才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是一个“帽子工厂”，更在于资源分配也是以人才“帽子”为依据的。如果没有“帽子”，就很难获得相应的资源。这种机制必须继续改革。
但我个人认为，大学的既得利益太大，改革困难。比如，广东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有南方科技大学，这些高校都有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但从科研和工程技术人才的规模来看，可能还比不上华为、比亚迪、大疆这样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容纳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我认为，可以从企业开始推动改革，因为企业并不在乎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关键是你能不能把技术真正做出来。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认为，今后专门从事纯理论基础科研的研究型大学，不需要太多。大部分大学都应该加强与企业的结合。毛泽东时代曾经提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认为，在新时代，这一理念仍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你看华为、比亚迪、大疆现在取得的成就，我觉得有些大学确实应该向它们学习。现在深圳有很多理工类、工程类、技能类人才，他们的收入并不比一般“985”“211”大学毕业生低。因此，技能型大学非常重要。
周莉：也就是说，应用技术转化很可能发生在企业？
郑永年：当然，应用技术转化必须发生在企业。而且，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大型企业也开始从事基础科研。大学从事基础科研，更多是由兴趣驱动，研究者可以像爱因斯坦那样，完全凭借个人兴趣探索科学问题。但大型企业不同，它们更多是问题导向的，要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会反过来研究其中的基础原理和技术问题。所以，今后大型企业在科研领域可能会越来越强。只有通过企业的发展，才能倒逼大学改革，否则大学很难依靠自身完成改革。比如华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会直接与大学沟通，希望大学能够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结合。
实际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在主动与大学对接。我认为，大学也应该主动走向企业，这样才能真正打通产学研之间的联系，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现在，我们的大学都有围墙。实际上，大学的知识也有围墙。如何拆除知识的围墙？就是要让大学走向企业、走向社会，鼓励教师走进企业。归根结底，就是要“拆墙”。
郑永年：AI时代，年轻人如何减少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技术变革与就业稳定之间的张力日益显现，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研究显示，18至24岁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尤其容易受到AI冲击。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意见》，提出拓展AI就业新空间、开发新职业，同时减缓技术应用对就业的替代冲击。
面对AI时代年轻人的焦虑，郑永年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地缘政治、全球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当今时代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现实。在他看来，对时代了解得越少，与现实世界隔绝得越深，内心的不确定感就越强。唯有主动融入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才能逐步缓解内心的不确定感。
周莉：郑老师，您提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也是经济韧性的竞争。但现在的年轻人似乎面临一种矛盾：宏观层面具有韧性，微观个体却普遍感到焦虑。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很多年轻人都在思考，未来的机会在哪里？个人发展的上升空间在哪里？您认为，年轻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这个时代的发展？
郑永年：当前的国际环境确实充满不确定性，各种危机不断发生，包括地缘政治危机、世界经济问题、文明冲突以及全球治理危机等。每天都有大量负面消息，尤其经过互联网的放大，平台推送给你的往往也是负面信息。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大转型时代，客观上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忧虑，并不是说身为教授就没有焦虑。每个人都有，包括马斯克这样的人物，难道他们就没有忧虑吗？当然也有。人工智能时代究竟会如何发展，未来应该怎么走，实际上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困惑。但我认为，克服自身不确定性的唯一方法，就是主动融入这个时代。
你越不了解这个时代，越是把自己与时代隔离开来，内心的不确定性和忧虑感就会越强烈。只有真正投身其中，主动参与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才能逐渐克服自身的不确定性。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拗口，但道理就是：只有把自己投入这个不确定性的世界，才能减少自身的不确定性。
郑永年：年轻人首先要看清国家和广东的发展方向
今年5月，由广东省社科联组织编撰、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南方智库》第2辑正式发行。该书汇集郑永年教授等百余位专家学者的50篇研究文章，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重要议题展开。这样一本主要面向决策咨询的著作，对于普通年轻人又有什么价值？
郑永年教授认为，《南方智库》的特点在于坚持问题导向，汇聚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学者，研究国家和广东发展的现实问题。他希望年轻人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更好地理解国家及广东、广州的发展方向，从而减少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周莉：《南方智库》这本书主要面向决策者，但我们也设想，如果一位普通的广东年轻人翻开这本书，您认为他能够从中获得哪些启发和收获？
郑永年：我觉得，《南方智库》这些年做得很好，汇聚了广东一批“聪明的大脑”。他们能够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希望年轻人阅读这本书后，能够明一些国家、广东以及广州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当你明确了发展方向，自身的不确定性也会相应减少。《南方智库》与一般的学术文章不同，它主要是围绕现实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如何解决问题，以及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我个人觉得，这本书不是“书呆子”写的，是具有知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一起写的。相信读者能够从中有所收获，也希望年轻人阅读后能够获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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