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发表过一句著名却过早的论断：世界正在见证“可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抗衡的、可行的系统性替代方案的彻底枯竭”。十年后，两位美国法学教授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与莱纳·克拉克曼（Reinier Kraakman）就公司的经营方式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们认为，世界正朝着一种更优越的股东资本主义模式趋同：那些将资本利益屈从于经理人、工人和国家的公司，很快就会像柏林墙一样崩塌。
与福山的著作一样，《公司法的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每当自由资本主义遭遇挫败时就会挨批，比如2008年那次；或是每当其精英宣称企业应服务于整个社会而非仅仅服务于股东时也会挨批，比如2020年前后他们最起劲地这样宣称。然而这篇论文的主旨大体上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欧洲和亚洲各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效仿美国，让本国的公司规则变得更“对股东友好”。私募股权的崛起，无非是一场推行股东至上的宏大实践。
然而，把目光投向企业界的巨头，情况却大不相同。超过一定规模之后，通常的治理规则显然就不再适用了。有些公司达到了某种“逃逸速度”，此时金融的约束力量变得太弱，而对政府而言其利害关系又太重，以至于普通规则失去了效力。在它们当中，可以看到的并非一种关于公司为何而存在的稳定图景，而是四种彼此交战的图景。
在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16家上市公司中，有七家是股东原教旨主义者。英伟达（Nvidia）、苹果（Apple）、微软（Microsoft）、亚马逊（Amazon）、博通（Broadcom）、礼来（Eli Lilly）和美光（Micron），没有一家受制于政府股东，尽管它们都下了不少功夫讨好山姆大叔。它们的年龄中位数为50岁，除英伟达外没有一家仍由创始人执掌，而黄仁勋（Jensen Huang）在这家芯片制造商中也只持有一小部分股份。它们都没有一份精心炮制的公司宗旨声明，因为它们大多满足于赚取巨额利润。它们全是美国公司。它们在海外的冒险常被举为利润动机走过头的例子。礼来的大部分税款缴纳在爱尔兰。苹果帮助巩固了其它国家在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而英伟达则帮助其它国家得以留在人工智能竞赛之中。
其次是企业家长主义者，他们认为股东民主的问题在于其选民并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股东甘愿服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这家集团拥有超级投票权的家长——因为他们相信，在如何使用（或者，就近来而言，如何不使用）他们的现金方面，他是更好的裁断者。谷歌（Google）同样受控于大体上心怀善意的创始人。Meta的股东则是在忍受而非庆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对公司的铁腕掌控。否则几乎无法解释它在元宇宙上挥霍的巨额资金，或是它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摄像头眼镜。（规模小得多的社交媒体公司Snap也生产眼镜，同样受控于其创始人。）
只受偿付能力约束的Meta和谷歌，正竞相要在支出上盖过微软和亚马逊，而后两者最终必须安抚全体股东。大量资本正流向SK海力士（SK Hynix）和三星（Samsung），这两家韩国芯片制造商最近跻身万亿美元俱乐部，构成了余下的家长主义者。它们突如其来的巨大成功，引发了一场同样突如其来、且近乎狂热的辩论：谁该得到什么。（在美国这场辩论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因为利润大多也停留在理论层面。）工人们通过威胁罢工，以奖金的形式攫取了巨额让步。政客们则幻想着这些公司的利润能用来资助哪些福利发放。国内争相购买这些公司股票——往往还是借钱购买——的热潮，引发了某种类似道德恐慌的现象。
这两家韩国芯片制造商与台积电（TSMC）和沙特阿美（Saudi Aramco）也有诸多共同之处，后两者是构成第三个企业部落的国家冠军企业。任何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都具有战略重要性。但这两家公司代表着各自母国全部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对多数世界领导人而言，中国台湾就是一座芯片工厂，沙特阿拉伯就是一片油田。
最后一个族群提出了反对“公司历史终结论”的最有力论据。SpaceX和特斯拉（Tesla）——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经营的火箭与汽车企业——是一种带有霍布斯式设计的治理发明：个体股东同意把自己的全部权利交给这位世界首富，由他随心所欲地统治。其老板把利润视为造访火星的手段，而非本身值得追求的目的。SpaceX股东的投票权分文不值。公司让他们很难提起诉讼。而对许多人来说，股票也难以出售：由于SpaceX的股票早早被纳入主要指数，大多数投资者都是马斯克这项事业的被动支持者，无论他们是否情愿。
关于马斯克商业帝国的几乎一切，都无法用股东资本主义的语言来理解。当操着这套语言的分析师们被要求发表看法时，就会得出格格不入的结论。本周华尔街的银行发布了它们对SpaceX的首份研究报告。“按我们的预测，在2035年之前不会实现（自由现金流）为正，2027至2034年间平均每年需要840亿美元的外部融资，”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写道，随后又表示该公司的价值理应是其现有价值的两倍。
很快，巨型上市公司的队伍将会壮大。OpenAI和Anthropic可能会认同哪个部落？肯定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两家公司都带有家长主义的色彩，并且都支持再分配，这使得韩国企业成为潜在的样板。然而它们并不具备后者那样的利润。也许这两家公司会成为国家冠军企业，向政府让渡一部分股权——据报道OpenAI已放出过这样的风声。又或者，霍布斯式绝对权力的诱惑将证明过于强大，难以抗拒。
（注：本文编译自《经济学人》7月8日文章，原链接：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6/07/08/elon-musk-and-the-age-of-the-corporate-leviat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