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之后，当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回望21世纪20年代时，他们很可能会将人工智能（AI）快速普及并进入普罗大众手中的这一时刻，视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
事实上，AI技术带来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自其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反应在敬畏、焦虑和过度炒作之间摇摆不定。办公室、教室以及新闻编辑室等的运作模式都在因此经历重塑。作为一名编辑，我观察到，一些过去在撰写英文报道时颇感吃力的记者，如今只需很短时间，就能产出语法准确、行文流畅且信息无误的稿件。他们原本就掌握着信息，只是受限于语言表达能力。现在，这一障碍不复存在。
这是我作为一个全球南方国家居民和用户的直接观察与直观感受，而非基于翔实数据的判断。在我看来，AI是继智能手机和廉价高速互联网普及之后，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技术飞跃。它能进行翻译、辅导、编程和起草文稿。对于那些难以获得专家意见或承担不起昂贵专业服务的人群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
然而，正如以往许多科学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情况一样，后续问题往往出在推广者身上，而非技术本身。不少人认为，一项技术创新如果不能实现疯狂的规模扩张并获得数以十亿美元计的估值，便毫无意义。这种观念往往助长毫无节制的技术扩张，导致其真正的“实用价值”有时反而成了次要考量。
美国国内的资本流向便揭示了这样的现实。据报道，美国AI巨头Anthropic今年5月完成650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市场预期其首次公开募股（IPO）时的估值，将接近2万亿美元。作为美国头部AI企业，Anthropic和OpenAI在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都在筹备上市事宜。对它们而言，速度意味着回报，而谨慎则不然。
多年来，美国国内关于AI风险的讨论多停留在零星议论与警示层面。但现在，越来越多行业内部人士出面证实这些担忧。一位名叫雅各布·考克森的研究人员曾在OpenAI和Anthropic从事大模型预训练研究工作，不久前他从Anthropic辞职，并以“吹哨人”的姿态公开指责美国头部AI公司竞相开发具备自我进化能力的“超级智能”，是在拿人们的生命“进行豪赌”。其他一些业内人士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一位OpenAI的研究人员指出，如果缺乏妥善的监管或者不能协调一致地适当放缓AI开发步伐，人类面临灭绝的可能性非常大。
与美国AI领域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大为不同的发展路径，坚持“人工智能服务于大众”（AI for All）而非“一切为了人工智能”（All for AI），确保技术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而非反之。
在推动AI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同时，中国不断加强相关领域治理和规则制定。比如，2023年通过实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应当开展安全评估并履行算法备案。服务提供者还必须使用合法来源的训练数据，并核验用户身份。截至今年4月，已有868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再如，2025年9月起，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AI生成内容必须带有可见及隐形的标识；2026年7月，针对类人AI交互服务的专门规定《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为了推动这些监管规则取得实效，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针对未按规定备案、没有通过安全审查或进行标识的AI产品进行整治。
与此同时，中国还将目光投向全球AI治理领域。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倡议成立一个全球性的AI合作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并提出防止AI成为少数富裕国家或群体的“游戏”。
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于AI技术本身，而在于治理。中国相关实践背后的逻辑，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二者并行不悖。
西方国家则正再次因对自由化市场和无节制增长的信念而陷入挣扎。美国一些议员之前曾试图推动在联邦预算案中加入一项暂停对AI实施监管的条款，为期10年，只是最终未能通过。如今，放任技术发展的后果已然显现。发出警示的并非监管机构，而是业内人士。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将AI竞赛变成遏制中国创新的工具。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为了规范治理，而是带有某种嫉妒的意味。类似的思维和情况并不新鲜，比如美国和欧盟都对中国新能源车施加限制措施，打着“安全问题”“补贴争议”等旗号，实质却是关闭市场大门。
即便如此，中国AI开发者依然选择了开源与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查看代码并在自己的硬件上运行这些模型。美国媒体援引相关统计指出，中国开源模型在总下载量上已超过美国模型。不少中国开源模型在性能上也表现出色，直逼美国顶级闭源系统，成本却仅为后者的几分之一。对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用户而言，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好处：能以更低价格使用处于行业前沿水平的模型，而无需受制于单一的“看门人”式垄断。这也再次证明，AI治理需要的是“护栏”而非垄断。（作者Amit Kumar是印度媒体EastMojo.com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