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的困局根源就在于此：到处都是革命派，他却是个想走「修正主义路线」的骑墙派。
文 | 佘宗明
作家诺曼·马内阿曾说过：随着新秩序的统治力的扩张，你能灵活机动地使用的灰色地带会变得更加有限，常态的飞地也是如此。
「AI教父」黄仁勋的「因罗曼蒂克而消亡史」，就让我想起了这段话。
「新秩序扩张」和「灰色地带受限」，也许是理解黄仁勋此次危机的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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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未必「必须死」，但黄仁勋非「死」不可。
他本来有一万个理由不用「死」。
比如，没有黄仁勋，就没有英伟达，没有英伟达，未必有美国在芯片战争中的制霸权。
在黄仁勋辞职后，硅谷著名投资人Naval Ravikant就发推感叹：
「你会以为我们早该从史蒂夫·乔布斯（被赶出苹果）和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被赶出 Uber）身上学到教训——创始人是绝对不能被简单替换掉的……」
按红杉资本合伙人Shaun Maguire的说法——「黄仁勋对美国AI的领导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让黄仁勋离开英伟达，无异于美国自断双臂。
比如，在美国，纯私生活问题是可大可小的。
原a16z合伙人Balaji Srinivasan就说：
「不，当年比尔·克林顿没有辞职。黄仁勋也绝不应该辞职，英伟达董事会更不该解雇他，尤其是在舆论狂热的头脑发热期。硬扛过去，无视那帮记者的狂吠。克林顿当年就是这么干的，最后根本没人在乎。」
也许有些人说，黄仁勋从「2026年底前离任概率只有不到20%」，到匆忙离场，原因是他又被曝出曾跟女副总裁金伯莉·鲍威尔有婚外情。
在大洋彼岸，带上「上司-下属」 权力关系的婚外情，确实容易进入职场伦理、民事风险范畴，但别忘了，美国《民权法案》约束的，主要也只是「交换型性骚扰（quid pro quo）」和「敌意工作环境（hostile-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等情形。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马谡大意失街亭——街亭是诸葛亮北伐的咽喉支点。
但黄仁勋没有「失街亭」，他只是「失操守」。
若将芯片战争视作AI竞争的咽喉，那他没有痛失咽喉支点，反而是「斩」他才容易失去咽喉支点。
但有两个理由让黄仁勋难逃一「死」。
直接原因，是他的情感「出轨」。
原因背后的原因，则是他的政治「脱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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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美国军工「新势力」Palantir CEO亚历山大·卡普出了本书，书名是《科技共和国》。在书中，卡普呼唤建立一个硅谷技术精英主动与国家暴力机器结盟、服务于国家安全使命的「技术共和国」。
在今年1月美军针对委内瑞拉的代号「绝对决心」的突袭行动中，Palantir的情报整合平台就承担了关键辅助作用。
黄仁勋也是「技术共和国」的维护者，但此技术共和国非彼技术共和国。
卡普推崇的技术共和国，解码关键词是「国家力量」。卡普主张重启AI时代的曼哈顿计划，让技术成为国家意志的延伸。
黄仁勋维护的，则是那个旧技术共和国——它是战后硅谷幻想中的科技巨头「版本答案」：资本自由流动、技术向外输出、客户遍布全球、利润驱动创新，地缘政治只是需要妥善管理的外部变量，而不是全部使命。
这些年，黄仁勋掌舵下的英伟达，固然愿意配合美国出口管制、向五角大楼供货，承担国家安全的底线义务。
但很显然，英伟达始终没有成为更强版本的Palantir，黄仁勋倒是总想避开禁令对华推出「阉割版」芯片（如H20、H200），并在国际场合各种鼓吹「主权AI」。
黄仁勋想要的的「共和国」，是CUDA、算力生态、代工网络、全球客户共同构成的商业技术帝国，权力由自身掌控，却又分散在模型厂商、云厂商、科研机构、海外合作伙伴之间。
说白了，技术已成为大国权力的核心，是卡普跟黄仁勋们的共识，但二人的理念差距，可能比许飞跟厉娜的心理隔膜还要大。
卡普信奉的，是技术该服膺于国家力量，黄仁勋则希望，技术保有跨边界的自治空间，在此基础上，国家能为技术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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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黄仁勋俨然成了「反对华芯片彻底断供复读机」。
典型注脚是：在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代伊主张收紧芯片出口管制，还称特朗普政府允许英伟达H200芯片对华出货是「错误之举」后，今年4月，黄仁勋在做客播客节目时，怒怼了「向中国出售AI芯片=出售浓缩铀」的说法。
黄仁勋说：「这是一个糟糕的类比，也是一个不合逻辑的类比……芯片并非浓缩铀，而且中国具备自主制造能力。」「我们希望美国在全层面实现领先。长期来看，放弃整个市场，美国无法在芯片与算力技术栈领域赢得长期科技竞争，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黄仁勋一贯立场的延续。他的惯有主张是：
过度限制无法遏制中国技术进步，反而会助力中国培育产业规模、构建自主生态，推动全球AI模型向适配中国技术栈优化。
真正危险的，不是中国企业拿到英伟达芯片，而是美国主动把开发者推向一套完全自洽、脱离CUDA 的本土软硬件栈。一旦这条独立生态跑通，美国会永久性失去平台话语权，这才是最大损失。
听上去，黄仁勋是做了一堆没违背祖宗的决定，但这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祖辈活过的那片土地爱得深沉，而是源于他骨子里信奉的就是精英主义、效率主义、市场主义。
黄仁勋说「谁造出最好的工具，谁就有资格定义下一代基础设施的标准」，是精英主义；在英伟达没有AB股、自己持股仅约3.6%的情况下，笃信可以靠威望掌控公司、认为「我值这个价，市场会认」，也是精英主义。
黄仁勋在发布会上布道——摩尔定律不够，就祭出新Scaling law；客户担心投资回报，就讲「买得越多，省得越多」的推理经济学，是效率主义；他认定，中国单颗芯片性能落后，但电力供给充足，可以通过集群方式取得可用的算力总量，因此以切断供应来延缓对手进步在工程上并不成立，也是效率主义。
黄仁勋表示「美国AI技术栈的每一层，包括传统公司和每个领域的AI模型公司、每一家芯片公司，都应该去服务世界、竞争世界、夺取市场份额、获取经济繁荣……我们必须去竞争，而不是放弃整个市场」，是市场主义；在斯坦福大学公开课上提出「为什么某些国家要被剥夺通用计算能力，只为了让一两家公司（指A社和OpenAI）从中获益」，也是市场主义。
这份姿态，或许跟他的个人履历、成功路径有关。
出生台湾，童年辗转泰国与美国，扎根硅谷，服务全球客户……这番成长经历，在他骨子里植入了「世界公民资本家」的潜在基因。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韩国的存储芯片、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与庞大市场、中印的软件人才……英伟达的成功之道，也难免让他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变成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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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多年，在「上行期的美」充斥的时期，黄仁勋笃信的以发展效率为美德、以全球市场为疆域、以精英治理为合法性来源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确有深厚的现实土壤。
他可以在台北的夜市、北京的年会、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阿贡国家实验室的机房之间自由往来，毕竟各方都把他当通道。
但很多事情都抵不住一句「俱往矣」。
现在的情况是是什么？
说到这，我又要请出我多次引用的乔治·特罗那段话了：每个人都知道，或是应该知道，我们脚下的地壳构造板块在发生迁移……政党依然叫着同样的名字，我们虽然拥有CBS、NBC和《纽约时报》，但我们已不是从前的那个国家了。
在大国博弈白热化的当下，以国界为绝对边界、以脱钩为政治正确、以忠诚度为重要审查指标的「技术民族主义」，正在「新铁幕」落下的地方两侧蔓延。
从拜登政府推出的《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到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7月发布《赢得竞赛：美国AI行动计划》，细看会发现，将AI政治化、芯片武器化已成美国社会上下难言罕见的意识形态。
从2022年10月出台出口管制新规，到2023年将A800、H800纳入限制，再到2024年延伸至高带宽内存和设备软件，系统性地切断中国获取先进算力的路径，也是美方政策主基调。
此次风波后，多名共和党人士推动《AI监督法案》，主张将对华出口许可权由商务部收归国会，并增设30天审查期；《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两党高层还在推动将三项更严格的限制措施纳入《国防授权法案》，意欲将对华出口的口子收得更紧……也来得颇具针对性。
也因如此，黄仁勋的「技术领先是目的，市场竞争是手段，而国家安全的真正基础是经济活力和全球份额，不是筑起围墙」主张，已经接近「弦断无人听」了。
虽然黄仁勋此前走钢丝小心翼翼，没少交投名状，如表态「美国的最大优势是有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如接受对华销售H200芯片25%收益归美国政府的做法，最终换取了专（低）供（配）版芯片对华出口的罅缝，可随之而来的，是两党鹰派的心存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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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的困局根源就在于此：到处都是革命派，他却是个走「修正主义路线」的骑墙派。
黄仁勋的「修正主义」表现在，他依旧试图用「旧技术共和国」的语言为全球资本的利益辩护，但要革「旧全球化命」的技术民族主义，并不承认这类语言的政治合法性。
在他们眼中，AI是命脉，芯片是武器，中国是宿敌，脱钩是正义。什么「生意是生意」，Go away。
就此看，黄仁勋的「竞争论」，很容易被视作另一种政治上的不可靠。
不可靠不是说他是敌对者，而是说他坚持的修正主义路线跟华盛顿的主流政治理念不同频。
冷战后三十年，美国凭借标准、平台、资本与盟友体系，收割全球化红利，就此看，芯片是商品，云是服务，软件是生态，创新扩散未尝不是在放大美国优势。这是黄仁勋在兜售的那套逻辑。
但美国社会现在对「霸权」的理解已经变了：曾经被视作放大器的技术扩散，如今被视作可能滋生平行主导权的漏洞。所以，出口管制从例外变成制度，用户审查从合规要求变成闸门。
当此之时，黄仁勋的「忠诚不彻底」——仍相信美国技术领先的正当性，但拒绝接受领先的方式是把世界市场拱手让出；仍为美国利益服务，但坚持这种服务必须通过全球竞争而非全球禁令来完成，自然会被视作「彻底不忠诚」。
相形之下，恨不得对中国IP赶尽杀绝的Anthropic、OpenAI，觉悟就高多了。
在技术民族主义逻辑下，把持着AI竞争关隘的黄仁勋的「不可控」，本身就是风险源——他对「脱钩」这么个不可谈判前提的不服从，就是在预埋隐患。
《英伟达之道》作者金泰曾写道：英伟达几乎完全依赖黄仁勋，他是公司的「单一故障点」。如果英伟达只是个小公司，依赖就依赖了。
但英伟达现在是美国的「战略资产」——在某些人眼中，它不能只姓「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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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头来，在卡普的「服从国家意志」成了时代最强音的形势下，黄仁勋的骑墙姿态注定越走越窄。
黄仁勋以往是大国博弈的缓冲带，有着重要的通道价值——他能提供的，不光是高端GPU，更是对撑大G2沟通空间的助力。
可到了2026年，这条通道的两端同时失效：那边的很多人已不再信任他，因为他对「断供」的质疑姿态让他变成了不可控因素；这边也不敢依赖他——英伟达在华市场份额的下滑，H200的未被批量放行，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
通道的价值依赖于两端的存在。当两侧都不再需要过河，通道本身便成为多余的基础设施。
而黄仁勋本人的出轨丑闻跟股权情况，又为拔除他身上的「隐患」提供了趁手工具。
这次出轨事件曝出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借此事批评特朗普，称其一年前已收到情报简报却未采取行动，属失职；共和党的霍利、班克斯等人也要求黄仁勋去职。
他们的理由，可以用共和党人克莱默的那句话概括——「即便没有间谍证据，值得怀疑本身就是风险。」
而黄仁勋在公司股权上暴露出的薄弱点，又让拔除这个「风险点」来得不费力气。
过去33年里，黄仁勋是英伟达的实际缔造者，但在法律意义上，他只是董事会聘请的经营受托人。所以《时代》周刊说：他的命运掌握在董事会手中，而非自己手中。
从创始人变经营受托人……上个这么玩的，还是王石。
既然没有AB股架构护体，将他打倒，也就不用费吹灰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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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黄仁勋的离场就是技术民族主义对修正主义的「修理」，或许不够缜密，但黄仁勋的「被打倒」与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隐秘关联，就摆在那里。
这充分表明了一点：没有黄仁勋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黄仁勋……顶多只有「黄仁勋时间」。
上百年前，美国内战前，知名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在公开演讲中说：There can be no neutrals in this war（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中立者）。
现在这句话在黄仁勋身上迎来了回响——现实容不下骑墙派。
✎作者 | 佘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