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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殿中:用东方智慧锚定人工智能发展方向

更新时间 2026-09-30来源 飞象网正文 2582字阅读约 9分钟1 张图片

飞象网讯 (孙迎新/文)当AI的能力全面超越人类,仅靠生存的算计、生物本能或者道德的呼吁,如何确保硅基智能对碳基文明保持长久的善意与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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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开幕的2026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殿中发表题为“从磁石到灯塔,用东方智慧锚定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主旨演讲,阐述了当前AI发展中面临的系统风险,以及如何借助东方文明的治理智慧,为人工智能找到一条安全发展与全球治理之路。

从“会说”到“会悟”:三重效应点燃新生产力引擎

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AI竞争的底层逻辑,也正在被重写。

在黄院士看来,驱动新生产力跨越式增长的,是三重相辅相成的效应。这三层效应,既有互联网的叠加效应、数字要素的倍增效应,还有人工智能的指数效应。三种效应层层递进,共同构筑了爆发式增长的核心引擎。

针对这三层效应的联系,黄院士认为:“网络是底座,网络安全是底座的底座。”进一步解释,数据是价值的根基,海量数据交叉融合,突破物理约束,实现效能倍增;AI是跃升的引擎,依托数据持续学习迭代,催生智能涌现,打破线性增长的天花板。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这套增长逻辑也正在各种产业场景中落地生根。黄院士指出,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实体经济,以及海量真实应用场景,为三重效应的释放带来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

而这个机遇就来源于AI技术,因此对技术自身的脉搏,同样要看清。

黄院士认为,全球人工智能百年发展可以分为五个层层跃升的阶段:一是“聊天者”,这个阶段AI特征是会说,本质是“嘴”,擅长输出却不具备深度思考;二是“推理者”,这个阶段AI会想,本质是“脑”,能推理判断却不付诸行动;三是“智能体”,这个阶段AI会做,本质是“手和脑”。

第三个阶段,黄院士强调,对于这个阶段,西方只说了“手”,而应该加上“脑”,“这正是我们当下正在实践、而且快速发展的阶段”;四是“开拓者”,这个阶段的AI会创,本质是“魂”,能像科学家一样提出颠覆性假说,与人类并肩拓展认知边界,这也是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雏形;五是“架构师”,这个阶段AI会悟,本质是“道”,不再做具体的事,而是洞察事物发展的底层规律,是超级人工智能(ASI)。

从黄院士的AI发展五层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当前AI已经快速走到“会说”“会做”的智能体阶段,在智能体获得更高自主权限之后,幻觉、越权操作、行为失控的风险也在同步放大。

同时,AI的能力越强,风险传导链路就越长。黄院士认为,仅仅把AI当作复制内容、搬运思路的工具,将被时代甩开;人类必须守住生命主体性、价值判断力、向善的本心,坚守敬畏的大道,“这才是能穿越周期、永恒的人生北极星”。

野心与敬畏:技术路线之争与两大安全隐忧

如果我们把洞察AI的方向转向西方,可以发现技术路线的思辨,要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说起。

黄院士表示,那时以约翰·麦卡锡为引领的符号主义,以逻辑规则构建智能,锚定人类理性思维,构建出可控、可解释、可预判的智能体系;以仿生人脑神经网络为核心的连接主义,则模拟生物神经运作的逻辑。2012年ImageNet竞赛成为两大流派的分水岭,连接主义实现压倒性突破,开辟深度学习时代,成为当下大模型、具身智能高速演进的核心路径。

对于AI这段发展史,黄院士发出提醒,符号主义的里程碑式贡献不该被遗忘,因为它与连接主义打通了人类语言和机器沟通的渠道。“过去我们和机器,包括智能体,它是听不懂的;现在两者一连接,基于理性的语言让人机沟通变得通畅。”

此后AI的发展,虽同根于连接主义,但却走出两条泾渭分明的道路。黄院士指出,AI的道路一条是以萨姆·奥特曼为代表的激进迭代路线,秉承先发展,再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样的宗旨,追求通用智能快速突破、商业价值快速落地;另一条是以AI教父杰弗里·辛顿为代表的审慎路线,坚持发展与安全同步并行。

黄院士还转述了辛顿的警示,即AI呈指数级成长,未来智能将全面超越人类,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更智能的物种被不够智能的物种统治着”。

黄院士用一句话为这场路线之争作了注脚:“技术的上限由激进者的野心决定,但文明的下限永远由审慎的敬畏来托底。”

无论选择哪条路径,全球科技界应该有共同的清醒,黄院士指出,AI能力越强,潜在的安全风险越大。其中有两大隐忧:一、智能失控与AI武器化的终极危机,智能杀伤武器不断降低冲突门槛,无序滥用必将酿成全球性灾难,这是所有科技从业者必须坚守的红线;二、信任崩塌与人类主体性迷失的社会挑战,深度伪造技术泛滥、虚假信息舆论操控,冲击着社会信任的根基。

从西方二元的尽头,到东方和合的大道

究其根本,西方社会对AI发展的种种顾虑,植根于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范式。

黄院士认为,西方文明有它的历史贡献,凭借严谨的理性思辨与良性竞争机制,孕育出现代科学体系。但与生俱来的排他与对抗特质,让这种思维在看待大国间的发展与竞争时,难以跳出对抗逻辑,要冒很大风险,更无法破解碳硅融合共生的时代命题。

黄院士指出,面对呼啸而来的AI浪潮,西方给出了两种殊途同归的对策。马斯克的实用主义理性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加入,既然碳基的算力与迭代速度注定无法与硅基抗衡,就用脑机接口打破物种界限,以物理上的同化换取文明的延续;辛顿的理念则保留造物主的舐犊之情,试图用碳基生命天然的母性,去感化这只可能反噬人类的数字老虎。

而对于硅基智能如何对碳基文明保持长久的善意与敬畏这个终极命题,黄院士认为,答案就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底蕴之中,而这种底层的文化逻辑也正在成为破局的关键。

东方文明以《易经》阴阳平衡为根,以和合共生为魂。黄院士指出,“碳基为阳,是生命的本源、精神的灵魂、价值的核心;硅基为阴,是算力的载体、能力的延伸、进化的伙伴。二者不是征服取代,而是阴阳共生一体。”

同时他还把目光投向星空:“你看浩瀚的宇宙天体,难道不是旋转的吗?阴阳、天地、男女,多么和谐。”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断流,靠的正是这种包容;孔子讲的“和而不同”,也是同一套和合的智慧。

在黄院士看来,这不是概念的游戏,而是东方智慧在AI时代的自然延伸:人类与AI、东方与西方,归结于太极,休戚与共、命运相连;这也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并非东方取代西方,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西方的理性夯实技术的根基,东方的智慧矫正文明的方向,东西方文明互补共进、碳基硅基携手同行的文明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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