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2026年第5期(10月刊)手记
✪ 《文化纵横》编辑部
人工智能已深度嵌入社会运作与生产生活。基础研究、产业实践、公共治理,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被AI渗透或重塑。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人才与算力资源,正在向这一领域汇聚;各国政府亦纷纷出台相关产业政策与战略规划,将AI纳入未来布局之中,视其为影响全球竞争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
从各方面看,人工智能颠覆性的技术能力、行业规模与全球影响确已毋庸置疑。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也随着技术发展的最新进程,在情绪的两极间跳转。乐观者期待AI技术重塑经济、加速创新;悲观者则警告这一技术革命可能冲击就业、威胁经济,甚至瓦解人类社会。
然而,迄今为止,如何看待AI对社会的长期影响仍无定论。科技巨头尚未开拓出与其估值匹配的可持续盈利模式,人们期待的生产力的实质飞跃也迟迟没有出现。无论是担忧技术失控,还是展望技术革命,我们或许都必须承认,仅凭固有的内在特质,任何技术都不具有此种颠覆性的力量。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亟须跳出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转向对政治经济议程的讨论,分析到底是谁在控制技术,又是以什么逻辑、在什么领域应用技术。
▍冲击幕后的政治经济力量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技术革命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人工智能已展现出提升生产力、加速科技发展与创新、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无限可能;人们寄托其上的厚望,恐怕也超越此前任何一次科技革命。不过,技术发展的具体路径及其影响社会的方式,始终嵌入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结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AI产业的分析,离不开对数字技术发展历史的探讨。二战以来,信息技术的演进始终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互交织,内在于当今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之中。AI产业全球扩散的规模和速度,得益于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垄断性的数字平台,以及全球范围内资源与劳动力的不平等配置;其“脱实向虚”的倾向,金融化、泡沫化的风险,乃至“替代人类”“摧毁就业”等种种悲观设想,也尽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经济周期的旧疾。
放眼历史,新技术诞生之初,类似的由金融资本推动的投机狂热并不鲜见。远至18~19世纪的运河热、铁路热,近至20世纪末蒸发数万亿美元的互联网泡沫,均是金融资本超前涌入、过度膨胀,与真实生产资本相分离的后果;也均在泡沫破裂、历经剧烈震荡后,进入相对平稳的技术扩散阶段。
然而,即使符合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AI产业对社会造成的深度影响,依然是超出想象的。
第一,当前金融资本运作的规模与复杂程度空前,AI产业的组织形态,更将这一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模型、算力、数据等核心资产无形且难以定价,生产效益无法验证,这些特质,为科技巨头贩卖叙事、炒作概念提供了便利,使其得以将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包装成可交易的资产。
这一积累模式发展至今,已在美国的AI产业中形成成熟的投机闭环,通过循环交易,科技垄断资本不断推高企业估值、扩大金融泡沫。AI产业强大的规模效应和极度集中的资本流向,使行业领先者能够迅速扩大优势,“赢家通吃”的竞争性积累模式催动更多科技企业在没有明确商业回报的情况下重注AI领域。
第二,科技巨头及其主导的“数字圈地”运动,通过对知识的占有,建立了数字时代新的支配形式。通过精心设计的合作条款与法律议程,谷歌、亚马逊等公司将人类社会千年来积累的公共知识、全球用户的行为数据,划作可供自身随意使用的私有资产。AI科技巨头与资本主义的高度契合,发展出了新型的“寻租”金融经济,排他性、破坏性地攫取社会公共知识,并从中盈利。
第三,随着AI技术日渐渗透生产生活,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卷入其中。新技术本身并不必然冲击劳动者,甚至可能增强劳动者的能力,然而,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只会压抑这一潜在面向。AI模型训练的全链条中,数以千万计的人类劳动者以极低的时薪为科技巨头提供数据清洗、图像标注、内容审核等“隐形岗位”,却从不在科技巨头的“智能”叙事中出现。在以制造业为首的众多生产领域,资本以“替代人”为终极目标应用数字技术,推动人类劳动力的去技能化、重塑工作流程与任务分工,巩固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第四,在AI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过程中,霸权国家延续了既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AI产业的物理基础与训练数据,系统性地汲取全球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与知识资源;消耗的生态成本,往往同样由这些极少从AI发展中获益的国家或社区承担。全球南方国家缺乏在AI治理领域的发言权,被迫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包括欧洲各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深度依赖美国科技巨头垄断的数字基础设施,短期内难以脱钩。
▍想象并开拓另一条道路
以上种种现象,并非AI技术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不如说,正是它与当代资本主义特质的天然耦合,放大并加速了后者造成的多重危机。近年来,我们见证过许多试图破解僵局的监管尝试,却无一取得良好效果。拜登任期内美国对Meta等大型企业提起的反垄断诉讼,欧盟通过市场准入条款对AI企业施加的严格限制,都难以撼动现有科技资本的地位。
继续在既有的治理框架中做文章,恐怕难以有效约束技术向保障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更何况,当前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依然将AI视作国际竞争的武器,迟迟无法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设想协同合作的可能性。
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AI应当作为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于人类集体的共同目标,而非由少数科技巨头主导技术路线,成为资本增值游戏的筹码。坚持开源路线、推动跨国技术合作、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已是迫在眉睫的公共议题。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提出的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平等互利等原则,也正在这条更具韧性的道路上,探索普惠包容的AI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