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珍纳谈AI量子计算与亚太协同发展

文｜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薛珍纳留着一头干练的金色短发，身着挺括的西服套装，肩线利落流畅。在2026年ABAC雅加达会议现场，她始终步履匆匆。刚结束一场讨论海洋垃圾与废弃物处理的清晨会议，薛珍纳又匆匆赶往下一场会议，主持有关量子技术与数字货币的研讨。会议间隙，她会停下来，与来自不同经济体的商业代表互换名片，交流合作思路，或者继续讨论未说完的话题。

这是ABAC会议现场最典型的画面之一：来自21个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围绕贸易发展、数字化转型、能源变革、AI、供应链与金融安全等议题，茶歇期间在走廊里延续着正式会议上的交流。加拿大工商界代表薛珍纳，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作为ABAC加拿大代表、ABAC数字与创新工作组主席，薛珍纳长期向APEC领导人提供来自商业界的一线建议。与此同时，她也是加拿大—东盟贸易理事会加方联合主席、多伦多贸易局董事会主席兼CEO，并长期深耕加拿大能源转型、数字治理与亚太区域合作等领域。

加入多伦多贸易局董事会之前，她曾在中国生活、工作14年，担任多家机构CEO。她曾担任香港永明金融（Sun Life Financial Hong Kong）CEO，以及光大永明人寿（Sun Life Everbright）CEO，负责在内地的合资业务。她经历过中国加入全球化浪潮后的高速增长，亲历了亚洲金融与科技产业的快速崛起。她说，自己对全球经济、产业竞争与政策协同的很多理解，其实都来自亚洲。

“如果你一直在加拿大做生意，就不会真正理解世界其他地方是怎么运作的。”薛珍纳的眼神明亮犀利，与中国及东盟各国打交道多年，这些经历赋予了她通透的跨文化商业理解力。如今，当全球贸易与科技格局进入新的震荡周期时，这位横跨金融、商业与公共政策领域的加拿大商业代表，正试图推动一件事：让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AI、量子技术、数字贸易和供应链重构的时代，继续保持连接。

用工商界声音，破解制度摩擦点

在薛珍纳看来，ABAC最核心也最独特的价值，是它能够让工商界直接参与区域治理。“我们是向各经济体领导人提供建议的私人部门代表。”她说，“这意味着，领导人不仅会听取政府官员的意见，也能直接听到工商界的声音。”这种声音，并不是空泛的宏观论述，很多时候，它来自企业在现实运营中遭遇的具体摩擦点。比如，一些非常耗时的纸质审批流程；一个经济体制定的规则与另一个经济体发生冲突，让中小企业几乎无法开展跨境贸易。

“很多规则的初衷是好的，但制定者未必真正了解它在实际市场运行中会造成什么后果。”

薛珍纳提及，在一些APEC经济体中，政府要求“数据必须留在本地存储”。加拿大、中国、美国有大量的数据中心，但有的经济体还没有自己的数据中心，也没有足够的算力基础设施。“如果你没有基础数据处理能力，却要求数据必须留在本地，实际上会阻碍AI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她举了新加坡的例子：由于土地有限，能源资源不足，新加坡正在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开展区域合作，由后两者建设电网和数据中心，新加坡则支付费用并使用这些设施。“因此，新加坡的规则就必须允许‘新加坡数据’在其他经济体中被合规处理和存储。”在薛珍纳看来，并不是所有经济体都拥有足够的能源与基建条件去支撑大规模数据中心，一些经济体必须重新思考关于数据使用的规则。

数字经济时代，很多问题已经不可能仅靠单一经济体独立解决，比如，跨境数字贸易面临不同规则的壁垒。薛珍纳将数字贸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贸易流程的数字化。从订单、报关、物流到清关，整个链条实现电子化。第二类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服务贸易。比如，位于深圳的一个开发者，可以直接向全球输出应用程序、AI服务或者数字产品等服务。

不同经济体对数字贸易规则的理解不同。一个经济体会说你可以这样做，另一个经济体却说不可以。于是，当企业试图跨境运营时，就会不断遭遇制度摩擦。薛珍纳尤其关注中小企业，因为大型公司通常配备专业法务团队，并具备合规能力，而中小企业往往无法承担复杂跨境规则造成的成本。“如果流程不能足够简单、顺畅，中小企业就难以参与国际贸易，共享数字红利。”

薛珍纳认为，亚太地区未来数字经济真正重要的议题，是率先建立兼容、开放、低摩擦的数字规则体系。2024年，ABAC发布了一份题为《电子正规化：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并赋能APEC经济体》的报告。当前许多APEC经济体存在大量“非正式企业”，也就是现金经营、没有正式工商注册的企业，它们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新冠疫情期间，很多企业为了生存，被迫转向电子商务和数字化运营。薛珍纳提及，很多经济体一看到亚马逊云科技（AWS）这样的大型数字平台，就倾向于通过征税或限制准入等方式加强监管，但自己的大量中小微企业都依赖大型平台开展经营，额外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给中小微企业。

于是，ABAC花了很多时间去帮助政府官员理解：大型平台与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能力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每个经济体都非常关心中小微企业，但并不是每个经济体都真正意识到，这些电商平台其实可以为推动中小微企业增长提供巨大机会。因为它们提供了支付系统、网络安全、培训、营销工具，还将AI能力嵌入系统，这样，中小微企业就无须自己从零搭建复杂系统。大型平台有能力承担技术投入成本，而且往往比政府更高效。虽然政府作为监管者面临两难困境，但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政策在现实中到底会如何运作。

作为ABAC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薛珍纳认为，真正的挑战有时来自APEC本身的共识机制。21个经济体的技术基础和专业水平不同，许多事项不可能要求21个经济体以同样的速度推进。尤其在数字创新领域，如果必须等21个经济体全部理解并达成一致，那么推进速度就会非常缓慢。所以，数字与创新工作组尝试找到那些在某些领域（比如量子技术领域）领先的经济体，先让领先经济体的行业专家帮助APEC搭建框架，统一行业认知，再让其他经济体跟进。

在亚洲与美洲之间寻找连接点

薛珍纳尤其强调，ABAC真正特别的地方不仅仅在于讨论问题，更在于它能够快速匹配资源。比如，会议中她听到某个经济体提到自己面临能源挑战。如果她知道加拿大正好有相关技术，她就会在会议间隙直接找到对方。“你刚刚提到的问题，我们这里正好有解决方案。”双方很快就能建立联系。跨经济体、跨行业的即时连接能力，恰恰是ABAC最大的价值之一。

采访当天早上的会议中，大家正在讨论海洋垃圾与废弃物处理。她立刻想到，加拿大的海洋经济体系中，或许已经存在相关解决方案。于是，她会就这些需求与加拿大的相关产业进一步沟通。“这其实就是ABAC的意义，它让不同经济体能够一起寻求解决方案。”

这种“快速识别需求—匹配资源—推动合作”的能力，贯穿了薛珍纳的整个职业生涯。长期在亚洲与北美之间工作，让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跨文化商业思维：她既能理解政府与企业之间复杂的制度逻辑，也非常擅长把宏观议题转化成具体、可落地的合作机会。无论是在中国香港还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她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寻找不同体系之间真正能够产生连接的地方。

薛珍纳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亚洲。她被派往香港工作时，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全球商业竞争的密度和激烈程度。“香港虽小，但全世界最优秀的企业几乎都在那里。”

在那里，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再只是加拿大的企业，而是全球最强的竞争者。后来，她长期往返于香港、北京与天津等地，也逐渐理解了亚洲商业社会与北美的不同。

薛珍纳记得，自己第一次在中国参加重要商务会议时，光大集团负责人曾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中国方面非常吃惊，原因是，像永明金融这样一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竟然会派一位不会说中文的白人女性担任一家合资公司的CEO。对方告诉她：“你在中国第一次见谁都会很容易，因为所有人都会对你充满好奇，但如果你想获得第二次见面机会，就必须真正证明自己。”她后来发现，亚洲商业社会比很多西方人想象的更加务实。

“那个时期的亚洲，大家其实不太在意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更在意的是你能不能把事情做好。”她甚至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北美的“老男孩俱乐部”文化特点反而比亚洲更明显。她谈到，女性高管真正面临的困难并不仅仅来自职场偏见，还有家庭支持体系。“在北美，如果一个女性既是高管，又是母亲，同时还要照顾老人，她就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作为女性领导者，薛珍纳认为，社会支持系统是否完善，会直接影响女性能否进入更高级的管理岗位。谈到女性领导力时，薛珍纳反复提到一个词：韧性。“你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你不可能什么都懂，”她笑着说，“一定会有一些日子，你会觉得，‘我根本做不了这份工作’。”但她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规避失败，而是第二天醒来后依然愿意重新开始。

“如果今天没成功，也许明天就会成功。”她说，“关键在于，不要被一次失败吞没。你要告诉自己‘昨天效果不好，那我换个方法再来’。”在横跨金融、商业、公共事务与国际合作的职业生涯中，薛珍纳越来越确信：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往往是持续学习、持续适应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影响了她看待国际合作的方式。相比宏大的地缘政治叙事，她更相信，真正推动合作发生的不是抽象的口号。当一个经济体面临老龄化、医疗资源紧张、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或供应链风险等问题时，合作就不再只是外交口号，而会变成真实需求。

谈到区域合作，薛珍纳非常务实。她不会抽象谈论“大国博弈”或“战略竞争”，她更关心不同经济体究竟面临哪些共同问题，能否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合作。在她看来，中国和加拿大虽然国情差异巨大，但也存在许多相似挑战，尤其在数字医疗、AI普惠服务以及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彼此的解决方案？”同时，她也高度关注东盟。她发现，东盟正在提升港口效率，完善物流系统，加强海底电缆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加拿大在海洋传感器、数据处理和海洋观测方面拥有优势。“这会形成很好的互补。”

不过，薛珍纳也坦言，加拿大企业对亚洲市场仍然存在不少误解。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以为“来一次就能签合同”。“亚洲商业不是这样运作的。”作为多伦多贸易局董事会前主席，她认为，中国与东盟市场最重要的核心是长期关系。她现在更倾向于推动产业合作模式，即先让企业在当地开展试点项目，建立互信，熟悉市场，最后再逐步进行规模化、常态化的商业合作。

从AI到量子计算，那些未来重要的事

“2026年，我们持续开展案例研究，观察AI如何在传统行业中被成功应用。通过共享信息，推动最佳实践传播，这不仅涉及AI工具如何帮助企业，也涉及企业如何培训员工与AI协同。”薛珍纳介绍，由ABAC加拿大牵头、ABAC中国协同推进的“AI Applied Project”（AI应用项目），是数字与创新工作组在2026年的重点项目之一。他们还将向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提供关于AI使用的建议。

过去两年，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迅速普及，引发全球监管机构的重点关注，而ABAC更多秉持现实主义立场。薛珍纳坦言，很多经济体一开始都急于出台限制措施，“因为它们非常担心风险”。但她和ABAC数字与创新工作组不断向各国政府强调，如果监管过度，经济体将无法真正获得AI创造的收益。薛珍纳举的例子是医疗领域的AI应用。

加拿大和中国一样，都面临人口老龄化与医疗资源不足问题。尤其是在加拿大广袤的偏远地区，居民居住分散，部分片区可能只有数百名居民，且彼此之间相距数小时车程。“那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在这种情况下，AI反而能够成为重要工具。比如，基层医护人员可以借助AI系统，为居民提供初级诊疗服务。“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培养和雇用足够多的医生。”

薛珍纳认为，与其将AI视为一种完全陌生的新物种，为其额外建立一套庞大的监管体系，不如让AI进入现有行业监管框架，并不断完善。“航空业本来就有成熟的安全认证体系。AI应用于航空业时，应该首先被纳入原有体系，而不是额外创造一套全新监管体系。”

AI如今引发了许多讨论，也得到广泛应用，但量子计算还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薛珍纳告诉记者，在ABAC2026年的工作计划中，量子计算已经成为核心议题之一。加拿大和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技术储备都非常雄厚。未来量子计算可能彻底改变网络安全体系，甚至可能颠覆区块链技术。如今金融体系、支付系统乃至数字货币体系所依赖的大量加密方式，在未来都可能失效。

ABAC数字与创新工作组正在普及“Quantum-ready Cryptography”（量子就绪密码学）概念，希望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和数字平台提前部署新的安全体系。她特别提到，ABAC曾邀请渣打银行深度剖析量子安全风险。令人警惕的现实是，一些网络犯罪分子可能已经在大量窃取今天仍然“无法破解”的加密数据。“他们可能会先把数据保存下来，等量子计算技术真正成熟之后，再统一破解。”

换言之，量子安全风险不是未来才会出现，而是今天已经开始积累。“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企业和政府提前理解：未来正在到来。”薛珍纳介绍，ABAC内部聚集了大量科技企业与产业领导者。例如，日本富士通前董事长古田英范便是工作组成员之一，也是日本量子研究与创新体系的重要参与者。ABAC加拿大则与本土量子产业机构、大学实验室及金融机构保持长期合作。她认为，未来几年，亚太地区围绕量子技术、AI与数字安全的跨境合作将明显加速。

最后，薛珍纳谈到了她最担心的问题——不是AI，不是量子计算，而是“希望”。她回忆，2006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乐观情绪。大家相信，只要努力，就能买房，照顾父母，把孩子送进大学。那种确定感，曾经也出现在加拿大。但今天，世界正在进入一种新的不稳定状态——AI正在重构就业格局，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冲突不断。年轻人开始无法清晰想象自己的未来，这是亚太地区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未来繁荣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为下一代创造一种他们依然相信奋斗有回报、未来有可期的环境。”

薛珍纳反复强调“希望”这个词。她认为，如果社会无法给普通人留存发展希望，人们就会逐渐失去动力。“我们不能等到技术变革已经彻底改变世界之后，才开始思考怎么应对。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准备。”这正是薛珍纳和ABAC团队过去几年最核心的工作。在AI、数字贸易与全球产业重构的时代，她所代表的那群商业与政策联结者，正在努力寻找答案。

本文选自《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中信出版社，2026. 10，《财经》ABAC会议报道组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