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白
数字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作者
“it is not FAANG,it is MANGOS.”
这是硅谷知名科技媒体 TechCrunch 最新的一篇关于美股科技公司的报道中第一句话。随着SpaceX的上市，再加上正在上市路上的 Anthropic 和 OpenAI ，美国科技股格局正在迎来巨大的调整。
以往我们熟悉的美股巨头，是FAANG——脸书、苹果、亚马逊、奈飞和谷歌（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
现在，荣耀属于 MANGOS——微软、苹果、英伟达、谷歌、OpenAI / Anthropic以及 SpaceX 。（Microsoft，Apple，NVIDIA，Google，OpenAI/Anthropic，SpaceX）。
在这张新的座次表上，你能看到巨大的不同。传统行业已经彻底消失，甚至连消费和互联网平台都正在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由大算力、大模型、重工业商业航天所构成的纯血未来科技。
而如果我们再把视线从科技股本身的座次比较放大到整个美股来看的话会发现，现在美股的市值前十，已经全部是这一类科技公司。传统的能源、金融、消费、贸易等等诞生巨头的领域，已经通通被划分为不再性感、无法代表人类未来的“老登股”。
有人可能会说，美股只是个例。
但美股是绝对的风向标。我们回过头看A股就会发现，目前最火爆的板块全部都和AI和硬科技相关。6月中旬，中国资本市场出现具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一幕”：光模块龙头中际旭创的股价，以及AI算力巨头工业富联的市值，双双实现了对传统消费股王贵州茅台的全面超越。
哪怕是在一级市场，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都是从政府投资基金到市场化投资人的最爱。
有人会把此刻比作是蒸汽机或者是互联网被大规模应用的前夜，但此刻这些科技公司的影响范围，绝不是前两次工业革命可以比较的。
人类历史上应该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期：科技公司们不再只是资本市场上的一部分，而是彻底成为了股市乃至全球经济运行的核心中枢。
欢迎来到MANGOS时代
时间退回四十年前，美股头号交椅曾属于埃克森美孚，属于通用电气，属于花旗银行。那是一个能源、制造和金融互为表里的工业文明余晖时代。
随后，FAANG（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横空出世，移动互联网的流量红利将数字平台送上了权力的巅峰。但即便如此，在那个时代里我们还是愿意倾听那个坚决不投科技股的巴菲特，还是相对倾向于相信可口可乐的长坡厚雪，信仰基业长青的复利效应。
但今天，随着 SpaceX 的 IPO 锤音落下，旧有的叙事被彻底粉碎。有媒体测算，马斯克的身价，已经可以顶得上8.8个巴菲特。
一个全新的、由最硬核的科技主宰的时代已经到来——时间不再长出玫瑰，只有 token 咆哮向前。
SpaceX 的上市将会成为一次洗牌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绝不只是一家太空探索公司的资本化，更代表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高风险的硬科技系统工程，终于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合法的绝对定价权。
在这场大洗牌之后，美股前十大市值公司已经全部被科技巨头完全垄断。金融与传统制造沦为这些科技巨兽的底层管道，而科技本身则成为了唯一的、绝对的捕食者。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从资本逻辑来看，全球流动性在经历长期的通胀与地缘冲突撕扯后，正在寻找唯一的“安全避风港”。传统的实业和商业模式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和地缘摩擦，已经无法提供超额回报。资本必须寻找能够“掀翻屋顶”的颠覆性叙事。
SpaceX 的星链（Starlink）和星舰（Starship），以及OpenAI和Anthropic的AGI（通用人工智能）愿景，恰恰提供了这种近乎无限的想象空间。
它们不仅是在已有的市场中分一杯羹，而是在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太空经济”和“认知经济”这两个全新的宇宙级赛道。
狂热的光，不止照耀在华尔街。A股市场同样在经历着这场无声的洗牌。
从早年对消费、白酒和地产的狂热，到如今对新质生产力、AI算力链、半导体以及商业航天的战略性重塑，资本的流向背后是国家意志与产业焦虑的交织。
美股的科技巨擘们用万亿市值的身躯证明了一件事：在未来的大国竞争和产业版图中，科技主权和硬科技的含金量决定了市场的底座。
这种刺激太强烈了。以至于中国产业界陷入到了巨大的FOMO（恐惧错过）焦虑之中。从政策端到市场端都开始觉得，如果我们不在这场“硬核科技”的军备竞赛中跟上节奏，就不仅是在资本估值上面面临代差，更是在未来的科技生态中失去作为“生态节点”的资格。
于是，更大规模的竞赛开始了。
科技狂热与泡沫前夜
但现在更紧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全球性的大规模竞赛，这样不断强化的资本市场马太效应，到底要通往何方？
我们先回到 SpaceX 来看。之所以说 SpaceX 具有标志性意义，是因为马斯克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科技狂热分子。
这位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万亿级富豪，他本人几乎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和隐喻：横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和商业航天这样的全球最顶级赛道，人类到底是通往黑客帝国里的母体（Matrix）还是火星，或许都只在他一念之间。
而托举出这种极端的个人特质与神话的，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狂热。从硅谷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到长珠三角的科学园，从最顶级的美元主权基金到初出茅庐的年轻创业者，科技的狂热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全球宗教。
这场造富浪潮在这一轮AI与商业航天的双重共振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密度。在一级市场上，一个仅凭几页PPT和几位大模型科学家的创始团队，可以在数月内斩获数十亿美元的估值。估值逻辑已然脱离传统的市盈率（P/E）或市销率（P/S）锚点，全面转向对“计算力膨胀速度”和“通往AGI物理距离”的博弈。
投资人抛弃了对现金流的审视，转而陷入对“如果我不投，我是否会在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技术跃迁中被永远抛下”的集体焦虑。这种集体无意识的FOMO心理，将科技估值推向了近乎荒谬的高度。
但也正是在这个科技狂飙突进的时刻，我们必须回答一个悬在半空的问题：此刻的科技狂热，到底是科技股泡沫破裂前的最后狂欢，还是新一轮生产力蓄力的伟大起点？
这个问题，其实反而是属于文科生的。
从历史的镜子来看，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范式转移，都会经历一个“狂热-泡沫破裂-理性繁荣”的“库马尔-加德纳技术成熟度曲线”（Gartner Hype Cycle）。
19世纪的铁路狂热、20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都经历过类似阶段。泡沫是技术扩散的必要代价。没有1999年电信光纤的过度铺设，就没有21世纪初移动互联网的廉价接入。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当前的狂热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在为未来的数字基础设施“超前买单”。英伟达卖出的每一块GPU，SpaceX发射的每一颗星链卫星，都是在为人类未来的智能与通信网络修桥铺路。
在这个阶段，指责泡沫是容易的，但看清泡沫底下的生产力蓄力却需要更深的洞察。我们正处于新一轮长波周期的起点，智能与空间技术的溢出效应，正在慢慢渗透到材料学、能源科学以及精密制造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但需要提醒的，是这一轮科技狂热与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有着本质不同。狂热越过“工具升级”的实用主义范畴，升华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科技决定论”和“科技救世主”的诞生。
在这一代硅谷科技新贵（以马斯克、奥特曼等为代表）的叙事中，科技被赋予了神圣的拯救色彩。碳基生命（人类）似乎被定义为一种过渡性的、充满缺陷的生物形态。
极端的叙事是，碳基生命唯一的、最终的宿命，就是作为“启动媒介”，去孕育出无限完美的硅基生命（AGI），并帮助其将智能的火种播撒到火星乃至更遥远的星际空间。
看起来，这是一种极度迷人的“硅基乌托邦”叙事。在这种叙事里，人类长久以来面临的现实困境，比如气候变化、阶层固化、资源匮乏、地缘冲突等等，都不再重要了。
唯一的出路是“向外看”和“向高处看”：用AI来替代不完美的人类治理，用星际移民来逃离注定枯竭的地球。
科技狂热分子们坚信，只要计算力足够大，只要推力足够强，人类的一切痛苦和局限都将在硅基智能的奇点到来时迎刃而解。
但科技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这又真的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
AI时代，人的境况
谷歌和Anthropic，最近一个在招聘哲学家，另一个在不断强调对齐部门的重要性。从科技出发，此刻最重要的，确实反而可能是重新回到人文与哲学角度来思考科技主义。
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引言中，汉娜·阿伦特以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发射上天为切入点，提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的解放，更在悄无声息地改变人类最根本的生存状态。
此刻，我们站在和阿伦特当年写作时相似的时间点上。
在硅谷巨头们为AGI的诞生举杯庆祝、为星舰的成功回收欢呼呐喊的同时，世界的另一面正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平行宇宙景象。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26年3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底至2026年初，全球仍有约22亿至26亿人未连接互联网，这一比例确实接近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也就是说，这个星球上有四分之一的人，连科技是什么都不知道。而这反映的才是狂热的科技主义最荒诞的地方。
当我们讨论GPT-5的推理能力是否超越人类、讨论星舰何时载人登陆火星、讨论脑机接口如何实现意识永生的时候，地球上还有近20亿人，处于数字文明的绝对盲区。他们没有发过一封电子邮件，没有在搜索引擎上输入过一个词条，更无法享受任何由大模型带来的知识红利和效率提升。
这种巨大的鸿沟，戳破了“科技救世主”的幻象。科技的狂飙非但没有抚平人类社会的阶层裂痕，反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人类内部制造出新的“物种分裂”。
在“硅基乌托邦”的宏大叙事中，普通人正在迅速被客体化。那些狂飙的AI模型，其训练数据来源于数亿普通人在互联网上无偿留下的数字足迹。
然而，当这些模型成熟并转化为数万亿美元的商业帝国时，这些数据的提供者不仅没有获得红利，反而首先面临着工作被AI替代的职业危机。
全球各地零星开始出现的卢德运动，也让科技的乌托邦开始出现裂痕。
此刻我们应该回到人本主义的视角，碳基生命绝不是硅基生命的梯子。科技只是人类力量的延伸，它必须被置于人类理性和人文关怀的缰绳之下。解决人的问题，才是科技唯一的、最终的归宿。
此刻更值得思考的，或许反而是那四分之一无法上网的人的数字鸿沟问题。比如SpaceX能不能让上网的门槛变得更加低？能不能由此衍生出更廉价的卫星通信和普惠硬件，让农村的孩子也可以用上AI？再比如要如何建立合理的“数据税”和普惠分配机制，让技术进步的红利反哺给那些被AI冲击的普通雇员，能不能让更多人拥有高效且廉价的医疗、更加便捷通畅的城市出行……
事实上，科技公司们也正在日益意识到“科技主义”的威胁。前面提到的谷歌招聘哲学家、OpenAI的山姆·奥特曼也在大力为全民基本收入（UBI）鼓与呼，都是出于对于科技狂飙突进的反思。
在中国，AI普惠也成为了核心关键词。6月16日，蚂蚁集团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AI健康助手“蚂蚁阿福”探索用技术去缓解普通人看病难的痛点，目前服务了8400万来自三线及以下地区的用户。前不久，阿里旗下的千问也在高考之后推出了免费的高考填志愿大模型。
其实说到底，狂飙的AI模型和火箭，最终还是应该要回答那个最朴素的问题：科技的发展，到底有没有让每一个具体的人，生活得更好了一点？
只有真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科技革命才能够真正告别泡沫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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