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作者：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导语
AI风险最近被推上头条，但更值得留意的，是它来得比现实快了一步：岗位替代还没大面积出现，担忧就已先蔓延。文章把AI与全球化放在一起看，发现两者都带来失业恐惧、收益不均、黑箱失控和跨党派反弹，也都容易用“长期会更好”来搪塞眼前的不安。不同的是，技术推进更快，美国也并非独自下场。文章提出三条出路：劳动者转型支持、联邦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在竞争中争取门槛性的国际安全共识。考验在于普惠承诺兑现之前，公众耐心还剩多少。
原文标题：It’s DéjàVu All Over Again:The Parallels of AI and Globalization
原文来源：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
编译解读：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过去这段时间，围绕AI风险的一场慢火煎熬的危机，终于烧到了沸点。
导火索是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发文呼吁前沿实验室放缓发展节奏。自2022年底ChatGPT推出以来，还没有哪一条AI新闻能这样霸占头条，冲出旧金山湾区的技术圈泡沫。从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再到中方，再到全球最重要的那批CEO，都觉得必须对这份倡议表态。
这场关于AI下行风险的全国性讨论如野火蔓延。数据中心对水与电力供应的潜在影响，AI部署对就业的冲击，以及那些更根本的问题——机器能自己思考，而且比人更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整个国家似乎都被这些问题攫住了。
争论本身并不新鲜。耐人寻味的是节奏：就在部分岗位被替代的担忧尚未发生之时，参与AI研发的研究员近来关于“人类面临10%存在性风险”的表态，加上失控AI智能体攻击网络的实例，把焦虑推到了新高度。而在这场辩论中，几乎完全缺席的是天平的另一端：也就是AI发展的益处，包括医学研究与个性化学习的推动。
就技术本身而言，这一切前所未有。但在若干关键层面上，围绕AI的风险与恐惧，以及公众对它的抵触，都在重演过去几十年那场关于全球化的辩论。
岗位流失的恐惧与丰裕叙事的失灵
首先，全球化和AI都带来了对大规模失业与岗位替代的恐惧。当年，无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如何承诺，全球化对全球经济与美国经济总体而言都是好事，那些亲眼看着本地岗位流向海外的人，始终没有被说服。
AI正在复现同样的裂痕，只是许诺换了个版本。一些AI鼓吹者给出的不是“一个岗位替换另一个岗位”，而是一个丰裕的未来图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会让工作变得更高效，甚至变得多余，而经济依然繁荣，这套乌托邦叙事缺乏说服力。人们从工作中获得价值感、意义和目标，而靠打电子游戏、领取全民基本收入生活的构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号召力，反而助长焦虑与不安全感。
收益共享却不均：AI的分配老问题
其次，全球化和AI都提出了重要的分配问题。全球化即便招致种种批评，但确实压低了所有美国人购买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从食物到手机，无不受益于一个高度整合的全球经济：中国台湾的芯片、危地马拉的香蕉跨越全球，最终以极低的价格落进消费者的背包或口袋。
事实证明，价格实惠恰恰是美国人在意的事。但全球化的难题在于，收益虽然被广泛分享，却并不均等，而且大体上不可见。没有人走出沃尔玛时会感叹一句“谢天谢地有全球化”。相反，全球化被看作是让大企业、投资者与一小撮人受益，程度远超普通民众。
同样的剧情已在AI身上显现，而且更极端。数万亿美元正涌入这个行业，在国家整体拿到实质收益之前，早就让少数个人与公司先富了起来。AI支持者许诺的那场惠及每个美国人的生产率繁荣，要比旧金山再造出一批亿万富翁延迟好几年，甚至几十年。
AI的快速发展或许真会让国家整体更富裕，正如全球化当年那样。但只要人们觉得好处流向了少数个人与公司，要为这些普惠成果建立起必要的公众认同、让其在政治上可持续，就会是一道难题。
黑箱与失控：决策权交到了谁手里
在经济之外，全球化与AI还有一个共同效应：削弱个人的掌控感。
在全球化中，本地经济与本土供应商让位于全球化、分散化的供应链，前者的货源与材料来源广为人知、彼此熟悉，后者的决策却由遥远之地的陌生人做出。这种转变令人不安，反对全球化的声浪里，有一部分就是夺回控制权的渴望。
放到AI身上，这一点恐怕更甚。大语言模型的准确性取决于模型权重，也就是数十亿乃至数万亿个内部参数，通过训练过程不断调整，使模型对给定输入产出正确结果。这听起来已经够复杂了，但在此之上还有一层：那个处理数据、吐出正确答案的系统，对所有人而言基本是个黑箱，我们并不理解神经网络如何以及为何得出它的答案。
换句话说，我们正把生活与经济的大块控制权，交给一个根本无法穿透、无法理解的系统。
不可避免的宿命感：集装箱、宽带与递归自我改进
最后，全球化和AI都笼罩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感。
全球化的兴起，更多源于集装箱的发明，它让供应链得以散布全球；还有宽带的普及，它可以让服务从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提供。两者相加的分量，远超任何一项贸易政策。而当年那种一心追求效率的经济激励，直到今天才开始与国家安全、供应链韧性和多元化的重要性相平衡。
AI这边，回响如出一辙。对生产率的经济驱动，加上模型改进的速度，再加上AI无需人类参与就能自行推进的潜力——即“递归式自我改进”，都在加深这种宿命感。此外，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美国并非独自在场，这一切都发生在与中国多维竞争的背景下。
民粹底色：不按党派划线的反对
既然恐惧如此相似，反弹如出一辙也就不足为奇。
对AI与全球化的愤怒，最明显的共同点是民粹性。两种情形下，反对者与拥护者都不按传统的党派界线站队。就在9月中旬，参议员桑德斯与特朗普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会面，讨论如何放缓AI前进的速度。这两个人除了在全球化问题上立场大体一致，其他几乎所有事都南辕北辙。
而在另一侧，两党的精英都信心满满：只要能把这件“了不起的新事物”的好处向公众解释清楚，就不会有任何反弹。
三条出路：工人转型、政府角色与国际标准
那么，AI能否避开那些曾困扰全球化的陷阱？
第一，若AI想避免类似的反弹，就得更认真地对待“该做什么”这个问题：政府、私营部门、教育机构等各方，该如何帮助劳动者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经济中生存下去并且过得好。当年对全球化的应对是不充分的。今天，人们对AI这个问题仍然是欣赏、叹息有余，但行动不足。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RAISE US，这家新成立的跨党派非营利组织专注于帮助美国人过渡到AI经济，由前商务部长、CFR杰出研究员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与前印第安纳州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Eric Holcomb）牵头。
第二，联邦政府的角色。在全球化问题上，特朗普以大规模加征关税的方式激进重塑美国贸易政策，美国正身处一场宏大实验：看它能否带来更广泛的再工业化浪潮。而在AI问题上，政府的态度却摇摆不定，是让技术畅通无阻地前进，还是介入模型的审查与批准；是自由放任，还是对特定公司持股、分享收益。
第三，如同全球贸易，AI也需要一套国际标准，文章认为理想情况下，应由美国主导设计。放在今天，如果各国没有身处激烈的竞争之中，无论是抢先实现超级智能，还是争夺技术栈在全球的扩散主导权，各方或许都愿意放缓脚步，先把安全与对齐问题解决掉。现实是竞争在场，谁先单方面减速，谁就要承担掉队风险。
这也正是为什么，即便在低信任的环境里，一些门槛性的共识仍然值得，也能够被争取。中美两国曾就核领域的一个底线议题达成协议：在核武器部署中确保人类始终处于决策回路之中。这听起来像是天经地义，但在两个战略对手之间把它落成文字，并不容易。它的意义在于证明了一件事——在安全底线问题上，竞争中的大国仍然谈得拢。在AI领域同样如此，关于AI安全的答卷，不可能只由一个国家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