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条比较受关注的新闻，是有家国内AI公司可能要登上联合国安理会的讲台，给15 个安理会成员国的介绍人工智能的风险。法国外交部已经确认，安理会将于9月23日应法国倡议、由法国主持，讨论AI对安全、尤其是网络安全带来的风险。按目前的报道，这家公司应该就是受邀在这个场合介绍情况。
相关的消息来自国际媒体，还有待验证。如果这事属实，且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不仅是中国AI企业，而且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安理会这种场合发言。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安理会有权邀请其认为能够提供信息或协助的人士参加会议，以 briefer 身份直接向15个安理会成员通报相关情况。和第37条邀请非安理会成员国参加正式会议不同，第39条是专家、国际组织、民间社会以及企业人士进入安理会正式会议的主要程序入口。
美国科技企业曾多次根据第39条登上安理会的讲台。2016年5月11日，安理会举行第7690次会议，主席国埃及，主题是“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反击恐怖主义叙事和意识形态”。当时微软的副总裁兼副总法律顾问 Steven Crown就做了个briefing，解释了互联网企业面对恐怖主义内容时到底能做什么。
2023年7月18日，安理会第9381次会议，英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由时任英国外交大臣James Cleverly主持。这是安理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人工智能的正式会议，主题是“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遇和风险”。Anthropic联合创始人 Jack Clark当时就前沿AI的国际安全风险进行了阐述。
2024年，第9821次安理会会议，由当月主席国美国召集，美国国务卿Antony Blinken主持，主题为“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人工智能”，当时美国企业去的是Meta首席AI科学家Yann LeCun，当时他提了推动开放基础模型以及避免AI监管碎片化。
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企业能去安理会做briefer，是个好事，至少有利于让中国的观点被更多人听见。现在，关于AI究竟有什么安全风险、风险有多大、应该怎么管，美国几家前沿AI公司的声音非常突出。按现有报道，OpenAI的Sam Altman已经确认会出席这次会议，Anthropic也可能派高级代表参加（有报道说 Dario Amodei可能线上参会。如果能有一家知名的中国AI企业同场谈谈自己的判断，我觉得是有益的。
当然，这个活不好干。在那种场合某种程度上你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你一家企业在说话，大家都会自然地认为你是在代表中国AI行业在发表观点，甚至很多人会认为你代表中国的声音。即使你明确说明这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人家还是会这么想，这个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更何况，那是安理会。它讨论的是战争与和平、国际安全，也有权依据《联合国宪章》作出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制裁决定。安理会上的发言会成为公开记录，离开原来的语境后，还可能被反复引用。在这样的地方谈AI风险，需要字斟句酌，因为每一句技术判断，都可能被放进各国的安全关切和政治立场里理解，并且存在被歪曲解读的风险。
因为早期的职业经历，我对联合国还算熟悉。一般来说，企业去联合国参加活动，大致有几种考虑，且这几种考虑往往也会同时存在。
一种是树立企业形象，讲讲自己在某个领域做了什么，比如数字普惠、可持续发展，或者AI for Good。微软长期参加这类讨论。今年3月，联合国总部一场关于AI鸿沟的活动，就安排了微软全球事务负责人、国际电联秘书长和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对话。中国企业里，华为也很早就在国际电联体系里参与数字连接、数字鸿沟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活动。
这种场合和普通行业会议不太一样。台下坐着不少各国外交官和国际组织官员。你讲得好，至少能让对方知道有这么一家企业，知道它做的事情与本国的发展需求可能有关。会后有些代表过来认识一下，问问在本国投资、建设数据中心或者开展数字化合作的可能性，都很正常。
另一种情况，是联合国正在讨论的问题本身就和企业所在行业、甚至企业自己的业务密切相关。尤其是科技企业，很多公司本来就是全球经营，一旦某种监管思路通过联合国机制获得广泛认可，后来又被不同国家吸收进国内法，企业再想推动修改，成本就高得多了。所以，它们愿意在规则讨论的早期就投入人力，参加磋商、提交书面意见、派专家发言，或者通过行业协会长期跟踪。说白了，就是尽量避免一个对自己业务非常不利的方案，最后变成普遍接受的规则。
比如，联合国从2022年开始正式谈判《网络犯罪公约》时，微软、Meta等美国科技企业就积极申请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微软不只是去旁听，而是多轮提交书面意见，派代表参加磋商，并直接在正式会议上发言。一直到2024年7月至8月的最后一轮谈判，联合国正式会议报告里仍然能看到微软的发言记录。
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这份公约会涉及网络犯罪的定义、电子证据、服务提供商义务、跨境数据调取、执法合作、隐私和人权保障等问题，最终可能直接影响微软这样的全球云和互联网企业怎么做生意、怎么处理政府的数据请求。
中国企业也参与过相关讨论，腾讯参加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网络犯罪政府间专家组会议，360的专家也在这一机制中介绍过企业的技术实践。
第三种情况，是建立政府关系和获取政策信息。联合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各国外交官、部长和监管官员会集中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企业平时想分别接触几十个国家的政府并不容易，但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以及国际电联、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有关活动，本身就是很方便的多边政府关系平台。对正在国际化的企业来说，这一点有吸引力。
获取政策信息这件事，外面通常不太会讲，但对企业公共政策部门很重要。联合国会议是观察各国立场的好地方。有时，一种监管主张还没有进入某个国家的正式立法程序，这个国家的代表已经开始在纽约或者日内瓦谈它了。
第四种情况，我愿意称之为危机管理和自我解释。 当一家企业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争议的一部分，它去联合国的理由往往就是各国政府正在讨论它的问题。最典型的比如前些年的互联网平台和恐怖主义内容、仇恨言论、儿童安全、虚假信息等问题。Meta、谷歌和微软美国等企业长期参与联合国反恐和互联网治理讨论，一个现实原因就是政府在讨论平台责任。
如果企业完全不出现，那么平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就主要由政府、国际组织和NGO来定义。企业参加以后至少可以解释技术实际上怎么运行、什么可以做到、什么做不到，以及某些监管方案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这样看，企业参加联合国活动，并不是一件离商业很远的事。只是不同企业对它的价值判断不一样。
中国企业也不是到了今天才开始参与联合国。华为、中兴长期投入国际电联的技术标准工作，马云2018年就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的联合主席。不过，相比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体量，它们参与联合国政治性较强的公开政策讨论，或者讲宏大一点叫参与某某领域全球治理，整体上还不算显眼。因此，中国AI企业如果在安理会这种场合公开露面并且发言，应该会引起全球的关注。
中国企业对待多边机制的态度，里面可能有多重因素：
一个是企业习惯的政府关系模式。不少中国公司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具体国家：真正决定能不能进入市场、能不能开展业务的，是当地监管部门。相比之下，在纽约或者日内瓦谈一个可能几年后才产生影响的问题，很容易被排在后面。
还有一个是能力建设需要时间。微软、谷歌这类公司，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全球公共政策体系，团队里有前外交官、前政府官员、国际法专家，也有专门做多边事务的人。
比如微软2020年就在纽约设立了联合国事务办公室，当时由John Frank担任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副总裁，团队在纽约、日内瓦开展全年工作。Google Ideas的创始负责人Jared Cohen，在加入谷歌之前，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任职，为赖斯和希拉里两任国务卿提供政策建议。对这些人来说，国际组织怎么运转、外交官关心什么，本来就是熟悉的工作环境。
当然，中国企业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例如华为、中兴在国际标准领域已经有多年的人员和经验积累。但对不少较晚出海的互联网和AI企业来说，海外公共政策团队本来就不大，还要同时处理市场准入、数据合规、内容监管等眼前的问题，很难再抽出一批人，长期跟踪联合国的不同机制。
更现实的一点是，企业面临的许多问题，确实不是联合国能解决的。参与这些活动收益是什么，很多企业应该都会有个疑问，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有没有立场，企业自己说到什么程度合适，会不会被外界理解成代表中国，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解读等等，总之就是顾虑重重，想得很多。
其实，如果一家企业没有或者暂时没有很强的全球市场布局规划，类似去安理会发言这种活动，只要和国内的政策倾向和主流意见没有大的偏差，一般来说影响不大。但如果是相反的情况，相关的企业应该就会十分小心，并且希望确保消除任何政治和舆论的风险点。如果算下来收益并不明确，风险却不容易把握，有些企业就会选择少说，或者干脆不去。
这又带出一个今天很难回避的问题：联合国会场里的世界，和现实商业世界之间，正在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脱节。
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比较兴盛的时候，企业参与联合国事务，有一套相对自然的逻辑。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认真做好合规，与各国政府保持沟通，再加上产品有竞争力，通常有助于进入不同国家的市场。在多边场合积累的信誉和关系，多少可以转化为全球经营的便利。
但在今天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安全在许多市场准入和技术政策中占据了更大的分量。一家企业可能上午还在联合国会议室里被当作全球AI治理的利益相关方，下午就被另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当作国家安全风险来审查。这两种身份，完全可能同时存在。
这两个场合判断企业的标准不一样。在联合国，你愿意参与合作、分享经验、作出安全承诺，通常会得到积极评价。但决定你能不能进入某个市场、购买某种芯片、参与某项政府采购的部门，考虑的是另外一些问题：你的公司来自哪里，谁拥有控制权，你的技术会增强哪个国家的能力。如果对方希望限制的，本来就是你所在国家的技术发展，那么你把产品做得更安全、把国际合作做得更积极，也很难回应它真正的关切。
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2024年5月，在首尔AI峰会上，一家中国大模型企业成为首批签署《前沿人工智能安全承诺》的16家公司之一，也是首批名单里唯一的中国公司。到了2025年1月，它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不能说这两件事有什么因果关系，但至少可以看出，参与国际合作、接受共同的安全承诺，并没有让它免于受到限制。在多边场合获得的认可，很难转化成地缘政治领域的信任。
